漢文帝登基的第一年，就對全國的地方官員進行了政績考核，考核的結果，河南郡郡守吳公名列第一。漢文帝贊許他的功績，提拔吳公到中央擔任廷尉（司法部長）。

吳公調任中央以后，向皇帝舉薦了一位青年才俊。這位青年才俊，正是洛陽人賈誼。于是漢文帝召見賈誼，任命他為博士官，并親切詢問他對國家大事的看法。

看來賈誼的回答讓皇帝有驚艷之感，因為年方二十的賈誼，居然在此后的一年之中做到了太中大夫，俸祿千石。

但賈誼的火箭式上升也就到此為止。三年后，當漢文帝打算提拔賈誼做部長級干部時，遭到了幾乎所有官員的一致強烈反對，理由是：太年輕，學問功底不扎實；權力欲望太強，難以合作共事；毛手毛腳，改革激進。

漢文帝也吃了一驚，想不到大家對小賈如此排斥，看來小賈在中央是無法干下去了！于是外調他去湖南，當長沙王的太傅。這幾乎就是一個閑差，對于官場來說，小賈簡直成為廢人了。

這件事后來成為文人騷客關注度極高的話題：賈誼為什么失意？他得罪了哪些人，以至于受到如此排擠？

后世的儒家知識分子，把賈誼的示意歸因于“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具體而言，首先是賈誼急于表現，得罪了老先生們。《史記》記載，小賈是博士中最年輕的，每次皇帝下詔詢問大家對某件國家大事的看法，老先生們還沒能打好發言稿，才思敏捷的小賈已經全部周到地解答完畢。如此表現，老先生們口頭上只好服軟，后生可畏，心里卻難免不高興。

其次是賈誼升遷太快，導致同僚嫉妒從博士到太中大夫，不足一年的火箭式躍升，顯然讓在官場上很辛苦耕耘的同僚們義憤填膺了，而以軍功上位的老將軍門更是不滿，我們流血戰斗換來的官位，你個小青年張張嘴就混上了？

誠然不可否認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然而官僚故舊的阻撓，雖能造成阻力，卻未必能改變漢文帝的態度。關鍵是漢文帝的態度如何？

李商隱詩云：“宣室求賢訪逐客，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漢文帝何以“不問蒼生問鬼神”？漢文帝絕非不關心“蒼生”的昏君，他為何只問賈誼“鬼神”事。潛在的原因，恐怕是漢文帝對賈誼的主張并不完全贊同。

而正是這一點，才是決定了賈誼仕途失意的真正原因。

賈誼第一次重大獻策，是鼓動漢文帝改制。這是儒家的禮儀重點，當年叔孫通做了一個簡易版本，解決了朝廷基本禮儀問題，但也就到此而已，因為儒家那一套繁文縟節，實在讓劉邦等漢初君臣提不起興趣。而賈誼所提出的改制方案，不但針對禮樂，還包括歷法、服色、制度、官名，幾乎可以說是將漢朝體制推倒重來的一攬子計劃。

賈誼的這項建議，讓漢文帝很吃不消。為什么？漢朝建立以來，一切政策，都貫穿著實用主義思維，凡事都以促進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目的，最忌諱的是無事生非的擾民之舉。蕭何當年修建未央宮，稍稍華麗雄偉了一點，劉邦便覺得消受不起。漢文帝在位二十多年，沒有為自己修蓋一間宮殿，寶馬、好車、名貴服裝，毫無添置。當時時尚界流行的服裝款式是“長裙曵地”，但是漢文帝最寵愛的妃子慎夫人居然“衣不曳地”，為的是節約布料。漢文帝自己的陵墓中的隨葬品，也都是瓦器，金、銀、銅、錫，一概沒有。所以盜墓界的人士都不去打擾他老人家的安息，為什么呀？一是仰慕他，一是曉得沒什么可拿的，還不如一個土財主家里有油水呢！

漢文帝如此節約，無非是考慮到百姓收入有限，上交的賦稅，作為天子要省著點花。花費少了，納稅人的負擔自然也就得以減輕。那么先“富民”、后強國的漢朝發展路線，庶幾可以完成。

但是如果采納了賈誼的建議，改歷法、官制、服色，建立繁文縟節的儒家禮樂制度，必然有兩個結果：其一是花費大量賦稅在無關民生的形式建設上，其二是打亂現有秩序，干擾百姓安居樂業的局面。

所以賈誼的儒家主張，與主張與民休息的朝廷主流黃老思想嚴重不符，漢文帝自然難以接受，只好表示謙讓不敢當，事實上是否決了賈誼的建議。

改制建議之否決，是賈誼仕途上第一次重大挫折，為他后來的外調埋下伏筆，不過事情還在繼續發展。第二年，賈誼給漢文帝上了一份關于農業問題的建議書。

建議書的前半部分，賈誼引經據典，大談農業的重要性，這固然不錯。但在后半部分，賈誼所提出的建議，卻讓漢文帝再次無語。賈誼是這么說的：

“農業為本，工商為末。所以我認為，應該強制工匠商人，改行務農。則積蓄自然充足，百姓也安居樂業。陛下在這一點一直猶豫不覺，實在可惜！”

在這封建議書中，賈誼繼續在兜售儒家的那一套，不過這一會不是禮樂制度，而是抑制商業。對于這一點，漢文帝就更不能茍同了，雖然農業的確重要，但漢初以來，從來就沒有一個皇帝或丞相說要強制商人去種田，而是推行自由政策，鼓勵百姓依據具體條件，各自尋找致富之路。如果按照賈誼的主張，強制工商階層都去務農，那還不亂了套。

實際上，從漢高祖到漢文帝，推行了大量促進農業生產的實惠政策。

漢高祖劉邦做了三件事。其一是頒布了招攬流浪人口回歸故鄉的優惠政策，把老百姓在戰亂期間失去的田地、房子還給他們，讓他們回家安居樂業。其二是發動了一場廢奴運動。戰爭期間，許多老百姓因吃不飽飯而自賣為奴婢，現在全部釋放為自由人。其三：秦朝稅收制度是“泰半”， 泰就是太，太半就是一半還多。漢高祖收多少，田賦改為十五稅一，什么意思？農業稅（也就相當于今天的個人所得稅，因為當時的百姓主要收入就是農業）是百分之六點六七，加上其他附加稅收，也不到百分之二十。

漢文帝繼位以后，一是繼續減稅：農業稅（個人所得稅）再減一半，從十五稅一到三十稅一，也就是是百分之三點三三，算賦（人頭稅）也由每人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二是減輕徭役：成年男子的徭役減為每三年服役一次。

上述措施，遠比賈誼的“強制商人務農”來得實際有效。

對于工商業，漢文帝的態度也頗為積極，至少是“重農不輕商”。他先是開放山林川澤資源，放手讓百姓發家致富。文帝后六年，開放為國家壟斷的所有山林川澤，準許私人開采礦產、利用和開發漁鹽資源，結果，民間資本空前活躍，漢朝的商業、手工業、礦業、漁業空前繁榮，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起來。

后是廢除了關卡。漢代在軍事重鎮或邊地要塞，都設以控制人口流動，檢查行旅往來。出入關隘時，要持有“傳”（通行證），方可放行。文帝十二年，取消出入關的“傳”，直接降低了商業運輸成本。

由此看來，漢文帝在經濟問題上與賈誼的態度，又是截然相反。既然道不同，那么自然不相為謀，賈誼的退場也就順理成章了。

賈誼的失意，絕非孤立的事件。漢初，大多數如賈誼這樣的儒生，他們的仕途都是失意的，這完全是因為儒家思想與道家黃老思想的格格不入。

所以賈誼的失意，是他個人的不幸，卻是漢初百姓的幸事。倘使賈誼主政，所謂“文景盛世”，恐怕要夭折于襁褓之中了。

那么賈誼在史冊上，為什么又會享有那么高的聲譽呢？首先是因為后世文人對他個人的同情。如李商隱，他自己也失意潦倒，難免就借賈誼這杯酒，澆自己的塊壘。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漢武帝以后的中國社會，乃是儒家思想的一統天下，對于賈誼這位早期的儒家思想鼓吹者，需要有所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