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之為物，對于妓女來說，既是睡覺的地方，也是賺錢的地方。嫖客和妓女上床，首先是為了“ML”，意味雙方身體的接觸交流，同時還是交易、休息與個人隱私“展示”的地方。妓女一方面盼望自己的床上客人多，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身價不至于因為客人多而跌落，所以，這張床就顯得復雜沉重起來。漸漸，妓女想出了辦法，故意對床產生“強烈”的排斥心理，以顯示自己并非濫交之人。于是，古代很多妓院里出現這樣的奇觀：預約上床。

在唐代名小說之一的《李娃傳》里，主人翁乃“長安之娼女也”，這個妓女就是中國最早開始實踐“預約上床”的第一人。她先與虜陽公子同居，又嫌棄公子，說要分床睡，若想再同居，需提前打招呼。按照現代人的說法，分床睡不見得是個壞事情，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睡覺方式，是共枕還是單睡，因人而異，關鍵是兩個人之間的溝通，如果兩人感情很好，不要害怕分床睡覺，反而有利情感保鮮。但是，在趙炎看來，這位李娃很顯然不是出于保鮮情感，而是婚姻訛詐，或者干脆叫“性訛詐”，想讓對方明媒正娶。果不其然，通過“預約上床”的辦法，最后終于嫁公子為妻，實現了自己的目的。

宋代周密在《武林舊事》里說得更清楚：“每庫(酒樓)設官妓十人。。。飲客登樓以名牌點喚。。。然名娼皆深藏邃閣，未易招呼。”那些有些名氣的妓女故意躲得遠遠的，客人用牌子點，也不見得能招呼得動，不事先預約，連面也見不到，更別說上床了。有位叫春紅的妓女，年輕貌美，在汴梁城里名氣不小，富家子弟多為她顛倒，但能得春紅垂青者，往往纏綿數日不散，故見面甚難。嘗有嫖客出錢百貫先買通老鴇，提前半個月約定時間，方能與春紅在一起斯磨幾日，如同今天看專家門診一般，不走后門還不行。

唐宋間文人與妓女的關系，往往比較復雜。妓女需要文人捧場，文人需要妓女傳唱詩歌，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其中的“性元素”自然也不能免。李白、杜甫、柳永、李邦彥等詩人，常常寫好詩詞后，交給妓女彈唱，他們找妓女，很少的時候是以“睡覺”為目的的，他們盡管也經常作詩詞展示自己的才華，從而討好妓女。而且妓女是否愿意睡覺，不是必要的，也是不可強迫的，常常看妓女對這個人的喜好。在這種交往的關系中，“預約”常常會出現。當然，只要通過“預約”許可的，妓女一般都會以身相許，也就是說，上床總是難免的。

有的妓女因為唱了幾首著名的詩詞，知名度大增，變成紅歌星了，架子大了，譜也大了，普通文人再想請她唱，就不行了，必須預約。據蘇東坡在《東坡志林》里自述，他年輕的時候，就曾經坐過某妓女的冷板凳，一連數日不得相見。某些高級妓女搞“預約上床”的把戲，甚至連皇家也不買賬。據《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載：元朝政府“管理娼妓的用意是這樣的，每當食街(使者)來訪，又關系大汗利益使命，由皇家招待，每夜送一高等妓女(侍寢)，而名妓們往往推三托四，不是身體不適，就是機會讓給別人，多由二三流妓女為皇上效力。”在趙炎看來，這些高級妓女搞“預約上床”一定上了癮，不“預約”，說什么也不去。

民國時期，上海曾有一妓，也會跟嫖客玩“預約上床”，借此騙錢。此女名叫青蓮，姿色并不出眾，但卻媚態惑人，心機靈活。她的熟客謝某，家財巨萬，而其貌不揚，青蓮垂涎其資財而惡其品貌。一日，當謝某來時，青蓮謊稱已有客在，請擇日再來，謝某心中不悅，但也無可奈何，只得暫歸。其后，一連數日皆是如此，謝某大為光火，找來老鴇詢問，到底是什么樣的客人在青蓮房里。老鴇佯裝神秘地說：那位大少了不得，在青蓮身上花錢闊綽得很。謝某一聽，氣壯如牛地說：他花多少，我加倍就是，讓青蓮來見我。老鴇去后不久，青蓮出來說：今天不成了，您老可先付定錢某日相會。

謝某于是付了定錢，是平時的雙倍，走時還得意洋洋，以為自己占了上風。妓女利用“性”的誘惑，搞“預約上床”，趙炎以為，和夫妻之間的分房睡有著本質的區別，不僅沒有削弱“性”在床上的作用，反而更突出了它“獨立的舉足輕重的地位”。“性”不再是附麗于交易之后，更不是它的附庸，反之，卻更加勾起了嫖客的欲望，非得之而后快不可。與妓女“預約”ML，不再是迷迷糊糊的睡夢邊緣的翻身或者伸腿等低級運動，而是一種有關身價的隆重的身心交流與對話的盛典，實在有些出人意料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