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態的古代中國，頗為盛產一些變態的人與事。

歷史上，帝王將相斗富故事層出不窮，最著名的莫過于西晉的石崇與王愷：一個用蠟燭當柴燒，一個用糖水涮鍋;一個用香料涂房子，一個用赤石脂搞裝修;一個把門前四十里路用錦緞圍起來，一個針鋒相對，干脆就圍五十里。

帝國大首長司馬炎對這種荒唐行徑不但不加制止，反而覺得有趣得緊。就在這些達官貴人炫富比賽之時，帝國子民卻饑寒交迫，呼號于途。于是乎，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看上去強盛一時的西晉帝國只維持了極為短暫的時光。

不過，權貴們斗富是常態，而比一比、看一看我們誰更窮——或者可以稱為斗窮——則是非常態，這樣的奇跡，就出在怪事如麻的晚明。

崇禎年間，天下鼎沸，關外女真漸成氣候，關內民軍勢成燎原，崇禎像個救火隊長一樣憂心如焚，最終仍免不了做個勵精圖治的亡國之君。

究其原因，固然有大廈將傾、獨木難撐之窘，但其時國家財政之捉襟見肘和以崇禎為代表的高級官員們的集體哭窮似乎更有直接關系。

甲申年正月，“流賊”李自成在西安建立農民政權，他的百萬大軍懷著必得天下之志從西安出發，經軍事要地宣府、大同進逼北京，并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帝國的心臟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勢可以說到了火燒眉毛的窘狀。

無計可施的崇禎特地召見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戶部、兵部的官員們，討論放棄寧遠，調吳三桂緊急入衛北京。吳襄提出，如果吳三桂進衛北京，大約需要一百萬兩銀子的軍費。一百萬銀子在畢生儉樸的崇禎眼里，是一筆龐大得令他肉痛的數字。

他差點從龍椅上跳了起來：哇塞，我靠，怎么要這么多錢？吳襄于是就為他一筆一筆地算，算到后來，崇禎閉嘴無語了——他實在無法忍受一下子拿出這么多銀子，為此，崇禎只得放棄了這一原本還算不錯的計劃。

為了堅守京師，籌餉是一件大事。召見吳襄之后，崇禎多次向戶部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但此時的大明王朝已是茍延殘喘，國庫的存儲竟然僅有區區四十萬兩。戶部官員面對崇禎嚴厲的責罵仍然無計可施，而與此同時，崇禎個人的財產卻豐厚無比。

為此，大臣們反復上疏懇請，希望崇禎拿出屬于他個人的內帑以充軍餉，所謂內帑，說白了就是屬于皇帝個人的私房錢。但這無疑是要崇禎的命，他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

左都御史李邦華著急了，也顧不得是否當眾頂撞圣上了，他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干什么？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崇禎默然良久，依舊哭窮：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說罷，像是為了給他的哭窮增添一點生動的細節，他竟潸然淚下。

國庫沒有錢，皇帝有錢不想出，想要再殺雞取卵或竭澤而漁地從老百姓頭上搜刮已經既沒有充足的時間，也沒有充足的地盤了。

這時，崇禎萬般無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無償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都對拿錢來保衛自己的家天下不樂意，又有幾個官員肯跟自己的口袋過不去呢？

國丈周奎既是崇禎的岳父，也是當時最有錢的富豪之一，可當募捐的司禮監太監徐本正到他府上勸捐時，雖然徐哭著勸了半天，周依然不為所動。

最終，徐憤然說：老皇親如此鄙吝，朝廷萬難措手，大事必不可為矣。即便廣蓄多產，后來何益？崇禎知道后，只得密令周奎，要求他捐十萬兩，以便起個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歲雖大了些，可對自己的銀子一點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錢，哪里又該我們這些當臣子的出呢？

只是這話他不敢說出口，而是一個勁哭窮，聲稱即使勒緊褲帶也只能捐一萬兩。崇禎認為一萬兩委實太少，至少得兩萬兩才夠意思吧。周奎不敢討價還價，卻暗地里進宮向女兒求援，于是周皇后背著崇禎給了他五千兩，可就是這本身出自崇禎內帑的五千兩，周奎也只捐了三千，余下的兩千反成了他的外快。

其他后臺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們，盡管個個富可敵國，卻紛紛裝窮，甚至在自家的大門上貼出“此房急售”的字條，表示他們家里已經窮得只能賣房子度日了。魏藻德出任多年首輔，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他知道一分錢不出肯定說不過，于是含著眼淚捐了五百兩銀子了事。總之，自天子到大臣的集體哭窮，這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鬧劇，鬧劇的導演就是天子崇禎。

其情其景，相當于一家有限公司突然遇到經濟危機，董事長崇禎自己私人有錢，可他不愿拿出來，而是要求員工們勒緊褲帶為公司募捐，而這些被董事長軟硬兼施的員工們最好的對付手段就是哭窮：董事長啊，我們家里窮得一天只吃兩餐稀飯，老鼠都餓得直咬自己的尾巴，我雖然愛公司，可我們無能為力啊。

與此相對照的是另一樁耐人尋味的事：李自成圍攻北京時，住在彰義門外的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漢，把平生的全部積蓄——白銀四百余兩——全部捐獻給朝廷，充作軍餉。

這位可憐的老人從戶部捐款出來時，耳畔響著轟隆隆的炮聲，那是圍城的李自成部隊在攻城，老人站在街上，忍不住號啕大哭。崇禎聽說此事后，下令封老人為錦衣千戶。然而這個慷慨赴國難的老人的錦衣千戶只當了一天。因為次日崇禎即自盡于煤山，大明江山宣告易主。

李自成攻占北京，從崇禎宮內搜出的白銀即多達三千七百多萬兩，黃金和其他珠寶還不在內。為了節省一百萬而丟掉三千七百萬乃至無法估價的萬里江山，這本是一筆再簡單不過的賬，可自幼聰明好學的崇禎到死也沒有算清楚。

至于崇禎的老岳父周奎，果如徐太監所言，一個月前周奎多捐一文也肉痛的家財，一個月后都在夾棍威脅下送進了農民軍大營，從周家抄出的現銀就多達五十三萬兩。魏藻德的下場更慘，他被鐵匠劉宗敏抓走，幾十年來搜刮的財產成了民軍的戰利品，他本人的腦袋也被夾棍夾破，在極度痛苦中哀號而死，其子也被砍作兩段。

總之，在明帝國這只病入膏肓的恐龍徹底倒下之前，這些寄生于恐龍體內的寄生蟲們以集體哭窮的方式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末路。這場哭窮運動讓人想起一則寓言：幾只猴子共同抬一塊石頭，其中一只猴子想，即使我不用力，他們也會抬走的，于是他悄悄松了手。不料其他幾只猴子也作如是想。后果可想而知：石頭掉下來，砸傷了所有的猴子。

這個故事說明，第一，當官員們斗富夸強時，社會肯定變態;當官員們哭窮裝逼時，社會肯定更變態;第二，國難臨頭時，挺身而出的往往不是肉食者，而是那些原本與國家和政治離得極其遙遠的引車賣漿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