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的《東方之神》(載于《十月》2002年第四期)被作者自己稱為紀實文學(見《中篇小說選刊》2002年第六期該篇作品后所附作者創作談)。我讀了該“紀實文學”后的感覺是名不副實，如果可以開個玩笑的話，我寧可稱它為“紀虛政論”：該作品紀錄的事情大多不是史實，而是虛構的;形式上似乎側重于歷史考證，實際上依據的主要是小說和民間傳說、故事;該作品并沒有很強的文學性，較多地是在“紀虛”的基礎上大發政治議論。要談關羽和三國的事情，陳壽的《三國志》應該是最重要的歷史資料。而李存葆的《東方之神》(下稱李文)卻說，陳壽是“堅定的擁曹派”，因其父曾受諸葛亮的髡刑，在寫《三國志》時摻進個人恩怨，具體到《關羽傳》，則“惜墨如金，閃爍其詞，語焉不詳”。

陳壽修《三國志》，確實以曹魏為正統，但這并非他擁護曹魏，而是身為西晉臣子的緣故;西晉是繼承曹魏的，因此他修史書，不能不以曹魏為正統。如果一定要說擁護誰的話，也只能說他擁護司馬氏的西晉，與曹魏并不相干。

從有關史實看，陳壽在形式上不得不以曹魏為正統;作為蜀漢舊臣，他在思想感情上卻傾向于蜀漢，從這個意義上倒可以說他是“堅定的擁劉派”。他給自己的書取名為《三國志》，就是表明魏、蜀、吳三國對等的意思。在材料的取舍上，他對曹丕稱帝時群臣百余人勸進、頌德的表文均不記載，對劉備稱漢中王和即皇帝位時群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之文則大書特書，可以說明他的真實傾向。

陳壽修史時因其父受諸葛亮髡刑而摻雜個人恩怨的說法也是沒有根據的。自北魏以來，有許多學者為陳壽辯誣。其主要史實是，陳壽在西晉時編成《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于朝廷，并作了一篇表，其中對諸葛亮做了公允的評價。清代學者王鳴盛綜合朱彝尊、杭世駿兩家之說并加以申述補充，指出：“(陳)壽入晉后，撰次《(諸葛)亮集》表上之，推許甚至，本傳特附其目錄并上書表，創史家未有之例，尊(諸葛)亮極矣。評中反復稱其刑賞之當，則必不以父坐罪為嫌。”清代另兩位學者錢大昕、趙翼也指出，陳壽對于蜀漢人物，最推重的是諸葛亮，對其稱頌不遺余力，所謂因私嫌而對諸葛亮有貶詞的說法，是無識之論。

由此看來，陳壽作為修史者，其職業道德是好的;他的《三國志》，正如歷代史家所公認，是一部可稱為“良史”的最有價值的三國史籍。我們要探求一個真實的關羽，不能不首先從《三國志》中找史實。而李文卻說，由于政治態度和個人恩怨，陳壽在寫《關羽傳》時，“惜墨如金，閃爍其詞，語焉不詳”。這一評價也是毫無根據的。李文拿《武帝(曹操)紀》與《關羽傳》的篇幅相比，一個“洋洋灑灑萬余言”，一個不足千字，以此證明其論點，但這種對比是沒有意義的。

曹操是正統的開國帝王(故其傳不叫《武帝傳》而叫《武帝紀》，以示與其臣下等的區別)，按照修史者的慣例，他的傳記篇幅理應是最大的。而劉備、孫權雖不是正統，也是帝王，陳壽也給了他們較大篇幅。

至于三國的臣子之傳，其篇幅比帝王小得多，且大都是數人合為一傳。《關羽傳》緊接在《蜀書》的《諸葛亮傳》之后，且為關張馬黃趙五人合傳之首，應該說是適當的，符合關羽在蜀國的地位。

如果一定要比字數的話，也只應該拿《關羽傳》與曹魏相當的大將傳記相比，這里根本看不出陳壽有薄此厚彼的傾向。

李文說，關羽“亡命走涿州”，陳壽只寫此五字，對其原因“諱莫如深”。李文確認其原因是“仗義殺人”，他敘述了民間傳說的五種版本故事之一種，然后將這當成確鑿不移的事實說：“正是關羽為民揮劍之一殺，才奠定了武圣關羽人格大廈的第一塊基石。而在《關羽傳》中這本應不可或缺的一筆，卻被陳壽老先生給‘貪污’了。”

這貪污之說不知從何而來？假如李文能夠在其他史籍中找出關羽仗義殺人的事實，還可以說陳壽貪污;然而它連一條也找不出來，只是列舉了民間傳說;而民間傳說是不能當成確定的史實的，怎能說陳壽貪污，怎能說他故意“諱莫如深”？

在我看來，陳壽是真的不知道關羽“亡命走涿州”的原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胡編亂造。正如李文所引，《關羽傳》詳細描寫了關羽“刮骨療毒”的硬漢形象。像這樣的小事尚且詳細入傳，如果關羽確實有“仗義殺人”的豪俠事實，陳壽為什么要貪污掉，他有什么必要“諱莫如深”？

由此看來，李文加給武圣關羽人格大廈的第一塊基石，沒有史實根據，實際上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