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儒王夫之在《讀通鑒論》的開篇論秦始皇功過。他認為秦始皇滅六國一統天下后設置郡縣，是“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那么何謂“大公”？王夫之解釋說：“則分之為郡，分之為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謂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后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才不能終屈于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

也就是說，在秦朝建立以前，中國社會的官員產生的主要模式是“生出來”：天子、諸侯、卿、大夫，幾乎都是世襲，這一模式不獨在中國，在世界許多民族也存在過。這種憑血緣而世襲官職的模式，其結果必然造成社會流動停滯、社會各階層矛盾對立，如王夫之所說的那樣“勢所必激也”，社會陷于動蕩。那么，不論出身，選拔有才能的人擔任官職，當然是巨大的進步。秦國之所以能以偏僻之國而一掃六合，其中重要原因是它率先擯棄了“生出來”的任官模式，廣聚天下人才為之所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措施是依據戰功授官爵。———“打出來”是官員產生的另一種重要模式。

官員靠“打出來”，是社會的變態而非常態時期的模式，如貧寒子弟對“生出來”的方式不滿意，就只能靠造反來改變現狀。造反成功，一批官員就“打出來”了。但這種方式代價太大，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新王朝的帝王將相往往是“打出來”的，但新政權建立后，幾乎所有統治者都希望告別“打出來”的模式，斷絕被人造反的途徑。

始皇帝破官員“生出來”的模式，但來不及建立一種更為和平、穩定的模式，天下又是大亂。在參加反抗秦政的洪流中，其中一個重要的群體，就是失去特權的“官二代”，即六國的舊貴族后裔，如項羽叔侄和張良。但歷史的潮流浩浩湯湯，再偉大的英雄也難以讓歷史倒退———偶爾開一段倒車，也必不長久。最終還是無賴劉邦得了天下，盡管漢代初期有過郡國雜處，但單純靠祖輩的庇蔭而一代代坐享其成、世襲官職的模式，只能成為支流、余緒、舊夢了。

王夫之說：“封建毀而選舉行(此“選舉”非現代語境下的“選舉”，而是指選拔薦舉)，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這當然是十分理想的狀態，多數時候，一個人或一個階層掌握權力，總希望謀求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讓權力能傳之子孫。所以，漢以后的“薦舉”很快就變味了，這種“推薦”的模式，理論上說是最科學的，能選出德才兼備、忠孝兩全的人，但若沒有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薦舉權由豪門世宦把持是很自然的事情。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上品無寒士，下品無士族。”東漢末年的各州刺史世襲，相當于獨立王國，兩晉由豪門大族把持政權，實質上是在帝制時代，“生出來”的模式頑固地生存。但這種模式如果再成為主流，那么中華文明很可能會毀滅，民族陷入萬劫不復之地，因為社會無法安定下來，統治者也沒有辦法長期維持這種格局：讓無出路的寒門才俊為其效力，而讓無德無能的“官二代”、“官三代”把持高位作威作福。

可以說，經過戰亂不已、死者枕藉的南北朝，“考出來”的官員產生模式———科舉制在隋唐時期出現并延續了近1500年，是中國人經過反復折騰，總結了社會動亂教訓而創建的偉大制度。在靠一張張選票“選出來”的制度還沒有產生前，“考出來”的官員產生模式無疑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進的。

如前文所述，當權者不會放棄讓權力傳之子孫的努力，即使在“考出來”的時代，“生出來”的死灰還會復燃，流行模式就是科舉舞弊———即以“考出來”之名，行“生出來”之實。但這樣做難度較大，因為唐以后，歷代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知道維護科舉的公正，是朝廷的頭等大事，實則就是維護王朝的合法性，因此對科舉舞弊嚴懲不貸。對皇帝來說，科舉舞弊之罪，僅次于“謀逆”，而當一個朝代科舉紀律松弛、舞弊盛行時，基本上可以說，這個王朝已是窮途末路了。因此在科舉時代，“官二代”和平民百姓一樣，要通過科舉才能得官，而靠捐官獲得的官職不可能太高，且被整個科舉共同體所蔑視。

考不上舉人、進士的“官二代”，無論其父、祖官職多高，也只能在家當個土財主或者靠家庭的權勢做買賣。科舉時代，中國嚴格來說，除了皇家，是沒有貴族的，只有“文化家族”，即“書香門第”，官宦人家利用家庭優越的條件，聘請名師教育子弟，而子弟登科為官。如清代昆山徐乾學家族和常熟翁同龢家族。這類因家境造成受教育條件的差異，在任何一個時代包括選票為王的民主社會，都是存在的。但只要程序公正，多數人對這種的差異是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