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6—87年)，是西漢王朝的第6個皇帝。在位50多年，堪稱有漢一代頗具雄才大略的君主，歷史上把“秦皇漢武”并列確有道理，因為漢武帝的所作所為在許多方面很像秦始皇：

秦始皇遣大將蒙恬發兵30萬打匈奴，長驅匈奴700里，漢武帝則派大將衛青、霍去病等3次發動對匈奴大規模戰爭，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廢藩置縣，立嚴刑峻法，以殘酷統治，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則以“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強和鎮壓反抗，動輒誅殺夷族，血流成河;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強權控制思想文化，漢武帝則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有破有立，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形成延續數千年的文化專制主義;秦始皇窮奢極欲，建阿房宮，筑酈山墓，耗費無數，漢武帝也是荒淫享樂，勞民傷財，他在秦代皇家園林上林苑的基礎上大肆擴建，占地達300余里，內有連綿的亭臺樓閣和人工湖泊，蓄養著大批宮女歌優，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沒有間斷過;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禪，派數千童男童女出海尋長生不老之藥，漢武帝于此更是有過之無不及，他建明堂，壘高壇，樹“泰一”尊神，大搞頂禮膜拜，并且靡費巨資，步秦皇后塵，多次封禪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萊真神。

為了通神求仙，他聽信方士之言，把宮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樣，還造30丈高的銅柱仙人掌，用以搜集甘露，和玉屑飲之，以為可以長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最終釀成“巫蠱之禍”，逼死了太子和衛皇后，受誅連者數萬人。對這些荒誕胡鬧之舉，司馬遷在《史記》中有不少隱諷性的記載。

秦朝通過多年戰爭，實現統一，接著秦始皇繼續他的大作為，國力已是強弩之末。橫征暴斂和繁重徭役的結果，是人民揭竿而起，秦王朝二世而亡。漢朝建立后，前幾個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訓，推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經過70多年的積累，到劉徹即位時，國庫豐盈，國力進入全盛，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條件。可是積累架不住連年征戰和肆意揮霍，過了20來年，國庫即告空虛。武帝用親信桑弘羊執掌全國財政，將鹽鐵實行壟斷專賣，并出賣官職爵位、允許以錢贖罪。

這樣做使吏制進一步腐敗。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專門對朝廷負責的刺史去巡回監察高級官員和地方勢力，但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廣大貧苦農民不堪官府和豪強的雙重壓榨，于武帝統治的中后期接連爆發起義，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層，由于皇帝依靠內臣近侍，集大權于一身，憑隨意喜怒，即對大臣或擢或殺，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時期，漢朝就廢除了“誹謗罪”、“妖言罪”，可到了武帝時期，這些罪名又盛行起來，甚至發展到了“腹誹罪”。大司農顏異對幣制改革有意見，不敢說，只是嘴唇動了動，就被認為是“腹誹”(即肚子里不滿)而處死。甚至首輔宰相因武帝一怒丟了性命的也有好幾位，這在漢代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到了武帝晚年，漢王朝上下已經怨聲載道、危機四伏。

那么，漢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資治通鑒》語)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條，是他最后能夠反省自己的錯誤，懸崖勒馬，調整了政策。公元前89年(武帝去世前兩年)，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議派士卒到西域輪臺去屯墾戍邊，對此武帝下詔說：“前有司奏欲蓋民賦三十(每口增加30錢稅收)，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奏遣卒田輪臺。

輪臺西于車師千余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烽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蓋西乎！”“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因養馬而免徭賦)，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所謂“輪臺罪己詔”。至此漢朝的統治方針發生轉變，回到了與民休息、重視發展經濟的軌道，從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樣迅速敗亡的結局。

與秦始皇至死拒絕認錯的為政態度不同，漢武帝后來能夠“罪己”，及時轉彎，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較好的名聲。而他之所以這樣做，還是因為秦朝亡國的前車之鑒不遠。后人常把“輪臺罪己詔”說成是中國皇帝第一個正式的自我批評文件，其實執政者“罪己”的政治傳統在中國存在得還要早。《左傳·莊公十一年》記載：“禹湯罪己，其興也勃;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當時的歷史文獻沒有像漢代那么豐富、詳盡地留傳下來，因此說漢武帝是第一個正式下“罪己詔”的皇帝也不算錯。

后來這個傳統一直被沿用。每當皇帝犯了禍國殃民的大錯誤，往往會下一道“罪己詔”，公開檢討，以表示與民更始。雖然，正如蘇軾所言，執政者“罪己”的目的是為了“收人心”，但這仍不失為是一種在政治上比較高明的做法。試想，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錯事，也是萬歲、萬萬歲，而臣子們則以歌功頌德、文過飾非為邀寵進身之階，這是常態。如果君主能夠反其常態而“罪己”，說明起碼他認識到了兩點，一是無論當朝的輿論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總有一桿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即便天子也須得道，考慮民意，不可過分胡來。這應當被看作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值得肯定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