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武則天是個英雄，怎么就讓這十二年光陰稀里糊涂地荒廢過去了？我想，要分析武則天為什么沒有得到唐太宗的歡心，先得分析一下唐太宗究竟喜歡什么樣的女人。唐太宗喜歡什么樣的女人呢？有一個女人是唐太宗終身愛慕的，她就是長孫皇后。長孫皇后是唐太宗一生最敬重的女人。她從小知書達理，十三歲時嫁給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當了皇帝之后常常想和她探討國家大事，但是，長孫皇后總是避而不答，她說：“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預聞政事？”意思是母雞打鳴那是家門不幸啊，我一個婦道人家，怎么可以干涉國家大事？因此，無論唐太宗怎么問，她都三緘其口。那么，長孫皇后是不是一個只關心柴米油鹽，對政治一無所知、不感興趣的人呢？當然不是。我舉幾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第一，大家都知道，李世民是個少年英雄，在他當秦王的時候，和父親李淵一起東征西討，建立了赫赫戰功。李淵集團最大的幾個對手竇建德、王世充等，都是李世民拿下的。功勞大了，他的野心也就膨脹了，不甘心只當秦王，他想當皇太子，進而當皇帝。在野心的驅使下，李世民和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以及父親唐高祖李淵的矛盾與日俱增。在這種宮廷危機的緊張氛圍中，長孫氏怎么辦呢？她謹小慎微，非常賣力地孝敬李淵，討得他老人家的歡心，同時委曲求全地拉攏李淵身邊的妃嬪，和她們搞好人際關系。這有什么用呢？其實這等于在李淵身邊安插了許多眼線。這樣一來，李淵和其他兒子的一舉一動，都盡收于李世民的眼底。兵法中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長孫氏在李世民獲取敵方情報方面立了大功。

第二，在玄武門之變的時候，李世民與父親、兄弟的矛盾已經白熱化，要兵戎相見。李世民親自上陣，長孫氏則在秦王府鼓舞將士，勉勵他們奮勇殺敵。在夫妻雙方的共同努力下，玄武門之變一舉成功，李世民登上了皇帝寶座，長孫氏也因此成為皇后。

第三，李世民做了皇帝后，勵精圖治。他唯恐自己做得不好，常常虛懷若谷地跟大臣們說：“我有什么不對的地方，你們一定要提出來，要直言己見。”臣子中魏徵做得最好。魏徵是個有名的諫臣，給李世民提意見是他的職責，而且他說話直截了當，經常讓太宗下不來臺。有一天在殿廷上，他終于把唐太宗惹惱了。唐太宗回到后宮后怒氣難平，越想越氣，覺得自己顏面盡失，自言自語道：“會當殺此田舍翁！”就是說，我一定要把這個鄉巴佬給收拾掉！長孫皇后聽到這句話之后，不言不語，娉娉婷婷轉身進屋，不一會兒穿著厚重的朝服走出來，對著唐太宗行跪拜之禮。朝服那可是皇后在重大場合穿的大禮服啊。唐太宗嚇了一跳，忙問：“皇后為什么要對我行此大禮呢？”長孫皇后說：“妾聞君明則臣直。”如今魏徵敢于直言進諫，說明您是個非常英明的皇帝啊，所以我特意向您表示祝賀！唐太宗聽了龍顏大悅，同時也明白了皇后的用心：皇后這是在勸諫自己，做皇帝要有氣度，胸懷要像大海一樣，容納百川，哪能為了一點小事就要殺人呢！

第四，長孫皇后是一個很賢德的人，但是由于太操心，身體又不好，三十六歲就撒手人寰了。她病入膏肓的時候，無論皇帝還是太子都十分著急。病篤亂投醫，太子承乾出主意說：“醫藥備盡，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想要赦免犯人，再多度一些僧人，為她祈福延壽。可是長孫皇后說：“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表示堅決反對。彌留之際，她對唐太宗說：您千萬不要重用外戚，現在我娘家人都已經當官了，可是您千萬不要讓他們當位高權重的大官，“慎勿處之權要”。為什么呢？因為自古外戚干政沒有好結果，您要真對我好，真對我娘家好，就別給他們干政的機會。她還說，我死之后，千萬不要厚葬。我活著的時候，作為一個女人，無益于天下;死了，怎么能讓國家浪費資財在我的葬禮上呢。真是一個簡樸而又識大體的皇后典范。

中國的官員選拔制度，歷經變幻。先秦時期的官員選拔，大都是依靠世襲制。如果一個人在建國之初立下功勞，被封為大夫，往往在他死后，就由兒子來繼承大夫的職位。當時，諸侯的封地叫做國，大夫的封地叫做家，于是中國古代有所謂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過這種世襲制有很大的弊端。一國之君，如果賢明那還罷了，如果昏庸，可就為禍不淺。一個平凡的傻子，最多不過是在家里亂搭亂鬧，可一個國君，如果是傻子，就要禍害到成千上萬人了。可關鍵還是，許多的昏君，不認為自己是昏君，反而把一些告訴他們應該如何做的人當成是忤逆之臣，把一些奸邪小人，當成是國家的忠良。世襲制度，流弊廣矣。

到了漢代，官員選拔主要靠推薦。推薦的主要名目是孝廉和秀才。漢代特別推重孝道，于是漢代的帝王多冠以孝字。孝廉自然是尊敬孝順父母的人，古人往往說，忠臣必然出自孝子之門，有一定道理。能夠孝順父母的人一般來說，也能夠終于國家，愛護百姓。秀才則是精通一些典籍，比如說儒家的經典，《尚書》《詩經》什么的。相對而言，推薦為秀才的比較少，推薦為孝廉的比較多。翻翻《后漢書》，絕大多數官員出道，都是走孝廉一條路。

為什么呢？因為孝廉比較好作假。秀才必須精通典籍，兩人一聊天，彼此有多少墨水就清楚了。可是孝順不孝順，關鍵是看父母鄉親的評價了。可是，在歷朝歷代，只要是有利可圖的事情，就有人作假。在漢代，孝順就可以當官，越孝順就越越受到大家表揚，既然有實際的利益，那么父母鄰居也就會參與造假了。于是，推舉制度的弊端也出來了。推舉過分的看重了考察者的正直公平。你說他是孝順那就是孝順，而沒有統一的可以量化的標準。到了隋唐時期，風氣為之一邊，科舉制度的出現，可以說是選官制度的一個重大突破。

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分為多種，其中比較重要的是進士科和明經科，其他的明法、明算等等都有專項考察。而當時最受人看重的就是進士科。當時有人說：“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三十歲考中明經就算是年紀大了，而五十歲考中進士，那也算是年輕了。據說，在唐太宗時期，每年都有八九百人參加進士考試，可是錄取的有多少呢？不過是二三十人，錄取比例不到3%，可遠遠比現在的高考，甚至是碩士、博士難考多了。而當時能夠來京城參加進士考試的，本身就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才子。唐高宗在位三十三年，一共錄取的進士不過是五百來人。縱觀整個唐朝，一年錄取的進士科人員，不超過三十四人。

既然錄取人數如此之少，為何幾百年來，還有人趨之若鶩呢？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從錄取進士科之后，出仕會非常方便。唐朝的許多名臣名相，都是出身于進士科。如王勃、王維、劉知幾、陸贄、顏真卿、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唐朝許多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是出自進士科，因此后人稱進士科為“將相科”。在史料中還記載了唐高宗時的宰相薛元超曾的一番話：“我雖然富貴過人，但大遺憾，頭一件就是不能以進士及第入仕。”就算是身居將相高位，如果不是由進士出身，依然會心有余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