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王嘉胤、楊六等人在陜西府谷縣首舉義旗，標志著中華民族又一次跌進了亂世輪回的怪圈，此后數(shù)年群雄逐鹿，風云際會，大旱、瘟疫、殺戮也隨之降臨到風詭云橘的中原大地。許多人會為小冰河時期的大旱、大疫而報以同情，也會為了明廷堅持兩線作戰(zhàn)而迷惑不解，更會為了朝堂之上的“黨爭”而憤恨埋怨，最后君王死于社稷，也只能報以惋惜。

“風起于青萍之末，”起于細枝末節(jié)的跡象最難為人察覺，許多問題早在朱元璋那里既表露于外，到明中葉時已深髓于里，這些為明政府增添困擾卻不致命的問題在星火燎原時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比方說：

第一 .政府管控的無力。

眾所周知，明朝稅率極低，黃仁宇《16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中估算，有明一代田賦維持在5.5%——12%之間，但政府管控的無力導致了連這點錢也收不上來。早在宣德年間，長三角地區(qū)的土地所有者便對政府行使的稅收政策表達不滿，倘若鄰家因某些緣由拒絕繳納，那自己也可以借故拖欠，再待新皇登基或是皇子降生等吉事，便可以大赦天下，減免賦稅了。至1430年，僅蘇州一府拖欠的賦稅總額就相當其三年的賦稅總額。明朝后期，政府管控的無力已經到了癱瘓的境地，1632年，全國稅區(qū)有四分之一的縣拖欠稅款在50%以上，其中134縣，無任何稅收。

《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一書中寫到，政府實行“稅收折銀”政策后，繳納賦稅時，農民不得不以較低價賣糧食獲得白銀。如萬歷四年(1576年)，山東汶上縣稅收時小麥由原來的每石0.52兩下降到0.37兩，大麥由原先的每石0.4兩下降到0.25兩，納稅期一過，糧價恢復到原先水平，商人再將收購的糧食以市場價賣出，獲利應在40%左右。

在土地與人口方面，明政府堅持“稅收定額”制度，既地方政府將本地的人口、土地與賦稅定格在一個當時合理的區(qū)間內，此后不再變更。若干年后，上級會因人口增加而要求重新制定納稅額，索性地方政府也不在報備增加的人口、耕地。明后期土地兼并嚴重，那些增加的人口失去了耕地就會成為流民，屆時，政府將徹底失去對他們的管控。

明末社會最突出、嚴重的問題莫過于土地兼并，皇室、貴族大量侵占民田，皇帝代頭建立黃莊，與民爭利，諸貴族、官僚也不甘落后，通過欽賜、請乞、占奪和價買攫取土地。與此同時，旱、蝗、鼠疫交相出現(xiàn)，崇禎初年北直隸有口1095萬，末年僅有口730萬，崇禎三年山西有口1024萬，末年有口620萬……幸存下來的災民夾縫求存，初時三五成群，后期成百上千人聚結一起，成為流民。

第二.交通阻礙。

漕運一直作為帝國的生命線而存在的，連接著帝國都城與賦稅占有一半的兩江地區(qū)。明代黃河改道頻繁，平均約七個月一次決口，無奈之下，為避開黃河運道，又對京杭運河部分改道，但至明亡也未改造成功。有時來自江南的賦稅經運河在山東濟寧、泰安登陸，再由旱路前往北京，僅此一項就增加押運成本50%，耽擱兩個月時間。之后，西北民變，江南的賦稅不再前往北京，而是直接運往西北供給官軍，但經武昌、襄陽向北經河南再轉入潼關的官道也是時時受阻，特別是楊嗣昌死后，這條路完全斷絕。

崇禎十一年(1638年)臘月，清軍攻破濟南，城破之日，死難者慎重，隨后大掠近十萬人北歸，臨走前還不忘破壞了濟寧、泰安段的運河，徹底切斷了南北方之間的糧道。此后，得不到蘇、松、常、嘉、湖諸府財政支持的明政府只能獨自面對西北與東北的兩線作戰(zhàn)，獨木難支，直到六年后，明朝滅亡。

明朝的滅亡不完全是財政破產，實際上是東南富庶之地無法補給西北，交通問題占多數(shù)。在李自成與努爾哈赤之前，海外白銀流入中國惠及東南而未及西北，當時朝堂上雖黨爭激烈，但政府對民眾特別是商人的管控無力均說明，交通阻斷可能與黨爭無直接關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