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有清一代，紀曉嵐可以算是文化方面屈指可數的幾位代表性人物之一。總括他的一生，除了在仕途方面很有些得意，在滿清王朝初期特別是“崇滿抑漢”的大背景下，一直做到了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的高位之外，在文化方面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授命下，主持編纂了清政府最具有想象力的“形象工程”——《四庫全書》，并著有一部以談鬼怪故事為主的《閱微草堂筆記》。

當然，以上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大家未必熟知的則是紀曉嵐超乎尋常人的“縱欲”。

具體而言，紀曉嵐的“縱欲”主要表現在“食”和“色”兩個方面。就“食”的一面說，他的癖好是只吃豬肉，不吃米、面，而且飯量奇佳，動輒每頓吃掉十數盤豬肉。而相對于“食”的一面，紀曉嵐在“色”方面的表現，則更是令人瞠目結舌，以至于不免使今人懷疑他老先生是不是染上了“性欲亢進”的毛病。

關于紀曉嵐在這兩個方面的特異之處，清人的一些野史筆記中多有記載。這里不妨隨手援引幾條，以為參證。

小橫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觀》卷三中說：“公平生不食谷面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飯時只豬肉十盤，熬茶一壺耳。”

采蘅子的《蟲鳴漫錄》卷二說：“紀文達公自言乃野怪轉身，以肉為飯，無粒米入口，日御數女。五鼓如朝一次，歸寓一次，午間一次，薄暮一次，臨臥一次。為每日不可缺者。此外，乘興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昭鎗在《嘯亭雜錄》卷十中也說：“(公)今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日食肉數十斤，終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孫靜庵《棲霞閣野乘》一書講述了一個關于紀曉嵐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間紀文達公，為一代巨儒。幼時能于夜中見物，蓋其稟賦有獨絕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則膚欲裂，筋欲抽。嘗以編輯《四庫全書》，值宿內庭，數日未御女，兩睛暴赤，顴紅如火。純廟偶見之，大驚，詢問何疾，公以實對。上大笑，遂命宮女二名伴宿。編輯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宮女賜之。文達欣然，輒以此夸人，謂為‘奉旨納妾’云。”

堂堂的一代文宗，竟然好色到了近似于“色情狂”的病態程度，甚至在堂堂的乾隆皇帝面前也絲毫不加掩飾，這一現象到底是一種單純的生理現象，還是一種復雜的精神現象？抑或是兩者兼而有之？似有進一步解析的必要。

在這個問題上，我以為前人的野史筆記都將其歸之于一種單純的生理現象，說他是“奇人”，具有這個方面的特異功能，云云，都是一些被表面現象所蒙蔽了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泛泛之談。我個人傾向于認為，作為一位才情冠絕一時的大知識分子，紀曉嵐的“好肉”與“好色”，不只是一種純粹的個人生理現象，而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現象。因此，必須到紀曉嵐精神世界的深處尋找原因，才能夠切中肯綮，找到這種現象的最合理的解釋。

首先，我以為有必要從紀曉嵐在文化學術方面所取得的幾項成就的“含金量”說起。

如前所述，紀曉嵐為世人所矚目的文化成就主要有兩項：一是奉旨主持編纂了《四庫全書》;二是在晚年寫了一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的隨筆雜記《閱微草堂筆記》。

關于《四庫全書》，“五四”以后的魯迅、唐弢等人曾將其評價為一部閹割中國古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實際上，在學術界尤其是國外的漢學界，持此類觀點的多有人在。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其名著《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

通過這項龐大工程，清廷實際上進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學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締一切非議外來統治者的著作。編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編入這一大文庫時，也就能夠查出那些應予取締或銷毀的一切異端著作。他們出善價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戶搜尋。該禁的圖書是研究軍事或邊務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說的評議，還有就是那些頌揚明朝的作品。……正如L。C。古德里奇所論證的，這是最大規模的思想統治。

無獨有偶。哈佛大學著名的中國史教授史景遷在他的《追尋現代中國》(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一書中，提及這部堪稱浩瀚的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工程時，在充分肯定了它取得了“中國目錄編纂的偉大成就”的同時，也鮮明地指出——

編纂《四庫全書》還具有檢視文獻的目的，借此搜查私人藏書，并嚴懲那些收藏有輕視滿人內容的書籍的人。這類書，以及包含有害于中國國防的地理和游記類書籍也被銷毀。這些毀書行動之徹底，使得我們知道的被乾隆的文化顧問納入禁毀之列的兩千多種圖書從此銷聲匿跡。

別人暫且不管，反正我個人對于上述學者的這些“誅心之論”，是心有戚戚的。故此，紀曉嵐秉承皇帝的諭旨所從事的這項事業，你當然可以說它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但也完全可以說它是“閹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項“缺德工程”。

至于《閱微草堂筆記》，雖然皇皇24卷，但是仔細閱讀過它的人都會發現，這部明顯受了蒲松齡《聊齋志異》影響的筆記體雜記，除了語言精美典雅、行文亦莊亦諧、故事引人入勝等幾個優點外，倘就其內容和思想性而言，則無非是借一些道聽途說的神鬼妖狐的小故事，重彈“因果報應”的老調子，很少有震聾發聵的獨到而新穎的觀點和見解，因此，未免就失之于貧乏和單薄。

尤為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紀曉嵐本人對這部消遣之作，也并不看重，他曾經這樣評價自己的《閱微草堂筆記》：“平生心力坐消磨，紙上云煙過眼多。擬筑書倉今老矣，只應說鬼似東坡。前因后果驗無差，瑣記搜羅鬼一車，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因此，倘若從上述視角看問題，那么，總括而言，紀曉嵐在文化方面的成績其實是乏善可陳的。誠然，他擁有絕世的才情和強健的體魄，在一個正常的時代里，本應該留下能夠代表自己真正水平的著述，傳之后世，啟發后人。但事實卻是除了代滿族皇帝編輯了一部閹割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書，寫了一部沒有什么思想價值的《閱微草堂筆記》之外，紀曉嵐實在沒有留下真正讓人矚目的有價值的偉大作品。對這樣一位曠世奇才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必須強調的一點是，紀曉嵐在文化方面乏有真正的大建樹，并不是因為他的才學不足以達此。恰恰相反，紀曉嵐是具備成為“一代宗師”的才情、閱歷和精力的。而且，他本人也具有強烈的發表欲和表現欲，酷愛出風頭。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野史上也不會留下那么多關于他妙語解頤、當眾挖苦別人的段子了。

那么，才情冠絕一時的大才子紀曉嵐為什么“懶于著述”呢？在這里，不妨看一下清代知識界人士對此的見解。

清人陳康祺在他所寫的《郎潛紀聞二筆》卷六中，就曾經專門研究了這一問題，并引用紀曉嵐自己對于這個問題做出的解釋。

他在被清朝的統治者“閹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創造性，變成了一個“精神上的太監”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體上的縱欲和狂歡，竟然“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試圖用這種肉體的狂歡，來發泄過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轉移自己內心的壓抑和痛苦。

在“紀文達不輕著書之原因”一節中，陳康祺這樣說道：“紀文達平生未嘗著書，閑為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或以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書，綜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這段話透露出來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紀曉嵐活著的時候，他的“懶于著述”的特點就已經被有心人發現了。而且，紀曉嵐對時人的這種議論，似乎非常感冒，忙不迭地對此一問題專門解釋一番。根據紀曉嵐自己的說法，他懶得著述，是因為他看的古書實在太多，知道自己縱然寫得再好，也不過是在拾人牙慧，斷難超越古人已有的思想，因此才主動放棄了著述的努力。

不過，紀曉嵐本人所做出的這樣一種解釋實在有些經不起推敲。紀曉嵐的確是讀書甚多，見聞頗廣，但是古人讀書比紀曉嵐多的應當大有人在。別人先不說，單說在他之前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個人讀的書也不能說比他老人家少吧，但為什么人家這些人就沒有因此而“懶于著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