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朝，限制趨于嚴格。《大明律》規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減一等。若官員子孫宿娼者，罪亦如之。”明朝的杖責是很厲害的，用大木棍杖責六十下會要了一般體質的官員的性命。即便宿娼官員躲過了杖責，也會被罷官免職，將來永不續用，等于是和仕途完全絕緣。注意：這條法律的對象除了官員，還包括了中間人(媒合人)和“官員子孫”，打擊面很廣。除了法律上的懲罰，犯事官吏還有道德懲罰。士大夫一旦被發現交游、留宿青樓，會被社會不齒，終身不容于士林。

明代家妓就此正式終結，官妓還存在。不過，明朝官妓面向市場，向老百姓提供服務，目的是為官府增加財政收入。到了清初，官妓制度被正式廢除，社會上只剩下私妓了。

清朝政府對官員交游青樓女子做了更嚴厲的限制。《大清律例》“官吏宿娼”條規定：“凡(文武)官吏宿娼(狎妓飲酒亦坐此律)者，杖六十，媒合人減一等。若官員子孫(應襲蔭)宿娼者，罪亦如之。”刑罰沿襲了明朝的規定，還把“狎妓飲酒”也算上了。官吏及其子孫和青樓女子吃個飯、聊個天，也算是犯法。北京城里的巡城御史就負責查官員狎妓逛青樓，一旦查到就要嚴厲處罰。此例延續到民國，“逛青樓”在清朝和民國時期都是官員的一個“硬傷”，有一票否決的作用。民國初年，財政部僉事劉文嘉和妓女小翠喜兩情相悅，訂下婚約。鴇母一意作梗，至檢察廳控告劉文嘉霸占女兒。財政總長知道后，以為“不成事體”，呈明總統將劉文嘉罷免。

這就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官員們有正常的身心放松、精神調節和友情交流的需要，找誰解決呢？在清朝，狎妓是嚴禁的，但“狎優”可以通融，官吏可以招伶人陪酒唱曲。于是乎，優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妓女的角色。他們大多為年少者，多在20歲以下，也稱為孌童、優童、歌童等。因為優伶相貌清秀、酷似姑娘，故稱像姑，俗稱兔子。例如乾隆朝封疆大吏畢沅與京師昆曲旦角李桂官昵好。《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到清代官吏可以狎像姑而不可狎妓的情況：“這京城里面，逛像姑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王公、貝子、貝勒，都是明目張膽的，不算犯法，惟有妓禁極嚴，也極易鬧事，都老爺查的也最緊。……犯了這件事，做官的照例革職。”優伶中有些是賣身的，近似男妓。

第二，為什么朝廷嚴禁官員狎妓，而各地青樓依然興旺發達呢？

不可否認，官員暗中逛青樓依然成風。他們是清代青樓業的消費主力，尤其是清朝后期禁令松弛，官員狎妓之風重新興起。北京城中妓館門庭若市，南娼北妓紛紛角逐于官場。清末名妓賽金花回憶：“每天店門前的車轎，總是擁擠不堪，把走的路都快塞滿了。有些官職大的老爺們，覺著這樣來去太不方便，便邀我去他們府里。這一來，我越發忙了，夜間在家里陪客見客，一直鬧到半夜，白天還要到各府里去應酬，像莊王府、慶王府我都是常去的。”其中的原因，還是中國古代政治存在明暗兩套做法、兩個系統。白紙黑字的禁令總敵不過私底下的通融、操作和人情。相反禁令越嚴，暗中的反彈就可能越厲害。有人作詩談清末北京官僚士大夫習于聲色，其中說到官員狎妓：“街頭盡是郎員主，談助無非白發中。除卻早衙遲畫到，閑來只是逛胡同。”“郎員主”，即京官中的員外郎、司員、主事。“胡同”，指八大胡同等妓館。一些官吏還納妓作妾。

慈禧末期，端方作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憲政，途經上海，遇到名妓林黛玉，極為喜愛。端方欲納林黛玉為妾，因為周邊的人死死勸說，端方也為個人前途考慮，最終忍痛割愛。慶親王之子、貝勒載振就大膽得多。他去東北考察東三省建立事宜，路過天津，遇到名妓楊翠喜，也極為喜歡。道員段芝貴為了升官，花巨款將楊翠喜贖身，獻給了載振。載振欣然“笑納”。不久東三省城里，段芝貴被任命為“署理”黑龍江巡撫。政敵抓住這樁“桃色交易”不放，攻擊載振納妓，要扳倒他，演變成了一樁轟轟烈烈的大新聞。可見，只要沒人管，狎妓交游并非大事;一旦有人要借機做文章，任何官員和青樓之間的小事都是大事，能掀起政壇波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