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以后，滿漢民族之間在文化上經歷了一個從劇烈沖突到長期磨合，進而逐漸融合的過程。最顯而易見的表現，就是頭發和服飾的改變。

清朝自建立之日起，一道剃發令改變了占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全體男性的傳統發式。將原來明朝時的蓄全發束于頭頂并挽髻的發式，一夜間改為剃發梳辮下垂的發式。由此展開了清代特有的激烈、殘酷、持久的民族征服與反征服，暴力強權與文明進步的抗爭，構成了清代有別于漢族統治朝代的社會內容。然而，有清一代男子的發式并不像我們在影視劇中看到是、的那樣一成不變，而是經歷了數次演變。

其實很早就發現了這個有趣的問題，很久以前，在看到故宮現存的清朝皇帝畫像之后，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雍正以前的清朝皇帝，從畫像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他們的兩鬢都有鬢角，也就是說，他們的兩鬢其實是有頭發的，那不是就和清初金錢鼠尾的發制反其道而行么？甚是奇怪。

在“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抗爭與鎮壓過程中，社會大眾普遍求治的要求開始顯現出來，人們希望能盡快結束明末以來長期的社會動蕩，恢復安定的社會環境，以便老百姓能安居樂業。于是，妥協最終出現了：這就是傳說中的所謂“十從十不從”。

“十從不不從”，主要指的是在服飾更改的過程中，準許有一些變通，以利于清朝的統治迅速建立。據說這個十從十不從，是由降清的明臣金之俊與入關時掌握清朝實際權力的多爾袞共同確定的，黃浚《花隨人圣庵摭憶補篇》載：“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而優伶不從，仕宦從而婚姻不從，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稅從而語言文字不從。”就服飾而言，男人須遵守新朝命令，而女人不一定要遵守；活著的時候要穿滿式的服裝，而死后入殮時也可以穿漢裝；而老人、孩子、和尚道士都可以著明代服裝等等。

金之俊是明末的一個侍郎，李自成進京時曾降大順，農民軍曾對他進行“拷掠”，即強令他給農民軍出糧餉，后來清軍來了，他又率先降了清。與孫之獬的故事類似，金之俊是不是向多爾袞提出了這個“十從十不從”的建議，官書和正史都沒有記載，文人筆記和野史卻言之鑿鑿。從有清一代的史實來看，對男人的服裝發式，是有嚴格要求的，而對女姓，的確是沒有規定的，孩子小時穿前明的服式，也是常見的，老人死后，以明代服飾入殮，在一些地區也成為習慣，寺廟中的和尚、道士也都保留了原來的服裝。徐珂《清稗類鈔·服飾類》：“國初，人民相傳，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優不降之說。

故生必時服，死雖古服不禁；成童以上皆時服，而幼孩古服亦無禁；男子從時服，女子猶襲明服。蓋自順治以至宣統，皆然也。”事實上，在民族征服的過程中，以武力為后盾的剃發易服，只掃清了表面的東西，漢民族文化心理上深層的、隱蔽的內容是無法短時期全部改變的。而清統治穩定以后，民族關系漸趨緩和，人民間的交往得以發展，民族融合漸成趨勢，服飾文化中“互融”成為文化發展的主流。

漢族人民對于滿族服飾的認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清初曾任四川巡撫的韓世琦，原來是漢族，幼年被清軍擄至關外，后入八旗漢軍籍。入關后，韓漸至顯貴，他的母親和弟弟仍在家鄉，但韓母一生沒有到過韓世琦的衙署，原因說起來也簡單，“以滿漢衣服不便也”！對此，清初人評價說，“母亦賢矣”。（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一，中華書局，1957年7月版，第35頁）韓的母親因為穿著漢族服裝而不愿去見穿著滿人服裝、已為封疆大吏的兒子，顯示出清初漢族對滿族服裝的不適應，而清初漢族文人對此的評價也體現了一種民族心理。

但是，隨著社會的逐漸安定，民族之間關系也漸趨緩和，在長期的民族交往中，人們的服食習俗開始互相影響。旗籍人口中，陸續出現了改緊身衣為寬袍大袖，學習漢裝的情形，清中期后，旗人婦女中甚至也出現了纏足現象，此種情形一再遭到清朝統治者的申斥。在漢族中，習用滿人服飾漸成一種習慣，一般小康人家，往往在服飾上向富貴者學習，而清代上層社會的品官、命婦多為旗裝，如此，人們在意識深處漸漸接受了滿族式的服裝發式。以發式來講，辛亥革命后剪辨子，不僅清朝的遺老們難以接受，就是普通百姓也覺得辨子是中國人的臉面，豈能一剪了之。剪掉清初滿族統治者強加給漢族人的辨子反而成了一種革命，要知道，革命是要經歷一場痛苦的變革的。

在“男從女不從”的規矩下，男人的發式徹底改變了，而婦女纏了近千年的小腳卻得以保留，甚至成為旗下婦女的模仿的對象。另方面，以旗下女裝為基礎改進的“旗袍”卻漸漸成為流行的服裝。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漢族婦女不著滿裝，并未受到清王朝的注意。至于清中期以后，有漢族婦女學著穿滿族服裝，則與少數旗下婦女學著纏足一樣，是民族關系發展與民族融合的表現，也是婦女這一時尚人群在推動習俗變遷中影響的表現。晚清以降，婦女著旗袍成為一種時尚，后來更是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代表性服裝，是民族間文化整合的一個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