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三國時期魏人魚豢所撰《魏略》記載：曹操統一中國北方以后，荊州成為眾矢之的，直接面臨曹操、孫權這兩方面的軍事威脅，荊州牧劉表又缺乏應對之策。被曹操趕出中原地區的劉備此時駐扎在樊城，引起了諸葛亮的注意。為了使荊州免受戰火的蹂躪，諸葛亮親赴樊城去找劉備。見面的時候劉備正在會客，劉備見諸葛亮非常年輕，又素不相識，也沒把諸葛亮放在眼里，把他晾在一邊。等到會客結束，只剩下諸葛亮一人的時候，劉備還是不理不睬。正好有人送來了一支耗牛尾，劉備只顧自己用耗牛尾結毦(也就是編織飾物)。諸葛亮見此情景，不禁正色而言道：“我以為將軍必定胸懷大志，想不到原來卻只知道結毦而已。”這才把劉備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上。經過一番交談，劉備發現眼前的年輕人的確與眾不同，是一位難得的人才，便把諸葛亮留為己用。上述就是最早的“毛遂自薦”的版本。

而且，除《魏略》一書之外，后來西晉司馬彪在其著作《九州春秋》中也提到了這個內容差不多的故事。

“三顧茅廬”還是“毛遂自薦”？

于是，就出現了兩個不同的說法，哪一個是正確的呢？而且近幾百年來，關于“三顧茅廬”和“毛遂自薦”的爭論也一直沒有停止，就這個問題爭論的相關范圍越來越廣，說法也越來越多樣化，有學者甚至認為“三顧茅廬”和“毛遂自薦”兼而有之。長期以來，由于三國故事有濃厚的傳奇色彩，也由于劉備求賢若渴、謙遜待人的風度，更符合社會心理，因此“三顧茅廬”說壓倒“亮詣備”說而廣為流傳。至于歷史的本來面目究竟如何，還要進行考證。

盡管陳壽的《三國志》已被列入“正史”，而魚豢的《魏略》沒有列入“正史”，但就史料價值而言，《魏略》顯然高于《三國志》。因為魚豢是魏國有名的史學家，記事十分認真，他又是與諸葛亮同時代的人物。在《前出師表》還沒有問世之前，他已經動手編撰《魏略》，寫下了諸葛亮去謁劉備之事。其記事自比《三國志》為可靠。陳壽是比諸葛亮要小五十多歲的后生小子，在七八十年前是否有“三顧茅廬”一事，除了《前出師表》一文之外，他提不出任何旁證。而且，盡管諸葛亮是一代完人，可是誰也無法保證他不說一句假話。

試想一下，假如“三顧茅廬”確有其事，自是蜀漢君臣契合的佳話，當時就會傳播開來，而被記入一些公私著作之中。為何從“三顧茅廬”到《前出師表》問世，這20年中沒有任何人提到過此事，也沒有任何公私著作記載過此事，這不太奇怪了嗎！陳壽輕信了孤證，把“三顧茅廬”作為史實寫進了《三國志》之中。若以后沒有裴松之作注，可能這個錯誤就會被長期掩蓋。正因為《三國志》一書文字過于簡略，史事多有疏漏，因此在成書一百多年之后，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又命裴松之為之作注。需要注意的是，這個“裴注”不同于其他各書的注。它不僅僅是解釋文字，而重在增廣異聞、補證遺佚，裴注的字數比《三國志》正文多出好幾倍，真是喧賓奪主。但是，這種喧賓奪主很有必要，因為注文的重要性每每超過正文。也就是說《三國志》的史料價值，注文高于正文，裴松之的史才高于陳壽。《三國志》之所以與別的史書不同，因為它對三國內容的描寫并不單單是枯燥乏味的記敘性描寫，而是加進了些想象，使文字變的十分生動、耐看。而且蜀國原本無史官，蜀國遺留下來的資料也不會完整，陳壽在編寫《三國志》的時候就不免多加了些想象和附加成分。

既然這樣，無論是劉備尋訪人才，自當伯樂找千里馬也好;也不管諸葛亮為實現自己的抱負，效仿毛遂自薦求見劉備也好，這些都是歷史的想象了。這么一來，我們也不妨來想象一番：

而且，盡管裴松之在注文中引了這個記載，但是他自己并不贊同。他不贊同的理由卻是諸葛亮《出師表》中的那一番話，可謂聰明一世，糊涂一時，竟然相信了諸葛亮自己編撰的漂亮說法。

諸葛亮編撰這些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當然有他合理的用意。裴松之注引《蜀記》云，諸葛亮攝政期間，“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有個叫法正的大臣就引用漢高祖當年只以三章約法為典范，上書勸諫。結果，諸葛亮告訴他，自己之所以這么做，是有道理的。概括而言，就是蜀人太無法無天了，需要約束。或許，諸葛亮也認為，蜀人太自以為是了，需要給自己樹立一點威信，就得如此這般塑造一下自己。

當然，裴松之對“三顧茅廬”記載失實一事一定不會放過，他把《魏略》中不同的說法全文注于《三國志》中的相關部分，而且說明“《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并作了以下的評論：“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裴松之的評論是很得體的。他認為：對于史事有時候“聞見異詞”，產生不同的說法是常有的。但是對于“三顧茅廬”一事的兩種說法互相抵觸到這種程度，實在太奇怪了。言下之意，自是不以陳壽的說法為然。不過限于體例，他只能用別的說法寫在注文中反襯正文說法之不當，卻不能改動正文。

綜上，事情已撥云見日——三顧茅廬是諸葛亮自編自導自演的政治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