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話有所謂“熬鰾”，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說到或聽到了。這個詞的本義是指把魚鰾慢慢熬制成一種膠，形容某個人專注于一件事，反反復復，黏黏糊糊，軟磨硬泡、糾纏不休，跟“執著”有點兒近義卻顯得貶義一些。

把“熬鰾”一詞用在有點兒“軸”、有點兒死心眼的小市民身上，倒還無妨，但是如果用在達官顯貴乃至皇親國戚上，就未免不恭，但偏偏清末掌國的慈禧太后，就干出這么一檔子事兒來，跟一棵白果樹“熬鰾”個沒完沒了。

一

來龍正脈，點穴最佳

北京西郊北安河鄉的妙高峰古香道旁有一座“七王墳”，埋葬的是光緒皇帝的父親——醇親王奕譞。

七王墳最早叫“香水寺”，建于東漢建武五年，唐代改成“法云寺”，金章宗完顏璟時期又賜名“香水院”。明代筆記《帝京景物略》有記：“小峰屏簇，一尊峰刺入空際者，妙高峰。峰下法云寺，寺有雙泉，鳴于左右，寺門內甃為方塘。殿倚石，石根兩泉源出：西泉出經茶灶，繞中溜;東泉出經飯灶，繞外垣;匯于方塘，所謂香水已。金章宗設六院游覽，此其一院。草際斷碑，香水院三字存焉。”

咸豐十一年，慈禧發動了辛酉政變，除掉了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八大臣，開始執掌大清朝政。在這次政變中，奕譞堅定地站在慈禧一方，親自帶兵在半壁店捉拿了護送咸豐梓宮的肅順，立下了大功，從此不斷得到升遷。同治三年，年僅25歲的他被加封親王銜，同治十一年晉封醇親王……青年時代的奕譞頗有些雄心壯志，以操練出一支能征善戰的八旗兵為理想，但隨著時間推移，他漸漸發現自己才具有限，而那個垂簾聽政的嫂嫂又是個權力欲極強、政治手腕過人的政治家，所以變得憂讒畏譏，小心翼翼，有點風吹草動就緊張得不行，身體也越來越壞，對于朝政，能躲就躲，沒病也要稱病。

同治七年的夏天，奕譞到位于北京西郊的蔚秀園別墅休養，其間他掛念自己園寢的選址，就帶了一位名叫李堯民的風水先生前往妙高峰一游，李堯民對香水院一帶的風水連連叫好，認為此地乃“來龍正脈，點穴最佳”。遂選定此地為園寢基址，陸陸續續直到光緒二十五年才算完工，耗資二十七萬六千多兩白銀。

慈禧“熬鰾”的那棵白果樹，就位于墓地南側圍墻外面。這件事的原因說來復雜。公元1874年，同治帝病逝，在選擇皇位繼承者時，慈禧為了繼續把持朝政，選定了奕譞的次子、時年只有四歲的載湉嗣位，是為光緒帝，據說圣旨下到醇親王府時，奕譞嚇得昏死過去，連連稱禍，因為他深知自己作為皇帝的“生父”，客觀上一定對慈禧權力的正當性形成挑戰——按照規矩，兒子稱帝，他這個“生父”無論攝政還是議政都是合理的，而奕譞自知絕非慈禧太后的對手，卻又一定會備受慈禧太后的猜忌，所以有生之年只怕能保全脖子上的這顆腦袋都難，因此在接下來的歲月里，奕譞小心翼翼，不敢妄言妄行，才算保全了首級。

有一事可以證明奕譞畏禍到了何等地步。1886年5月，北洋水師舉行大閱兵，接受朝廷檢閱。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請朝廷欽派大臣校閱，慈禧太后派時任總理海軍大臣的奕譞前往北洋閱兵。清末學者、“戊戌變法”中的維新派大臣王照在筆記《德宗遺事》一書中寫道，奕譞這個總理海軍大臣，原本就是慈禧為了便于從海軍經費中挪用款項修建頤和園安排的，奕譞對慈禧的命令，從來不敢有違，聽說慈禧要派自己閱兵，這涉及“兵權”的事兒最是敏感，登時嚇得不輕，而更加令他恐懼的，是“懿旨賜乘杏黃轎，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為了應對慈禧的試探，奕譞“力請派李蓮英偕往出京，后每見文武各員，皆命蓮英隨見”，其意，無非是避免擅權的嫌疑罷了。

二

王上加白，乃是皇字

盡管如此小心謹慎，慈禧對奕譞還是放心不下，直到他于光緒十六年去世，慈禧才算是松了一口氣。

在讓慈禧提心吊膽這件事情上，光緒倒還真算得上父業子承，1889年親政后，他與明里暗里繼續干涉朝政的慈禧太后經常發生摩擦，特別是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以后，中國的慘敗讓光緒帝更加意識到，強國的最大障礙不是來自日本，而是國內的封建保守勢力，因此他逐步開始醞釀和推進改革，勢必引起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勢力的憎惡和不滿。

個中有個名叫英年的，任工部右侍郎，此人在揣測上意方面是把好手，他覺察出帝后不和，想了半天想出了個餿主意。《德宗遺事》載：“醇賢親王墓道前有白果樹一株，其樹八九合抱，高數十丈，蓋萬年之物。”英年就上奏慈禧太后，“謂皇家風水全被此支占去，請伐之以利本支”。

據說惹得慈禧太后動了伐樹之心的是這么一句：“白果樹覆蓋著王爺的墓，王上加白乃是‘皇’字，正應在當今皇上身上。”眾所周知，光緒皇帝是因為慈禧的親生兒子同治早逝才繼承皇位的，慈禧心里對此不可能不存芥蒂，而今光緒親政，讓權力欲極強的她“退居二線”，原來這一切都因為奕譞的墓地選得好，慈禧怎能不惱火。

但伐樹畢竟是要在光緒皇帝親生父親的墳頭上動土，不能蠻干，于是她征求光緒帝的意見，沒想到一向溫和平順的光緒帝勃然大怒稱：“爾等誰敢伐此樹者，請先砍我頭！”

慈禧太后不僅狠毒，而且擅斗，一個舉動能激怒對手，恰恰證明擊中了對手的“命門”。有一天光緒皇帝剛剛退朝，“聞內侍言，太后于黎明帶內務府人往賢王園寢矣”。光緒皇帝知道慈禧要做什么，趕緊命令御駕出城，前往西郊，到了紅山口，突然在御轎里號啕大哭，因為往時每每走到這里，“即遙見亭亭如蓋之白果樹，今已無之也”。

光緒哭了二十里路，終于來到父親的墓地，“太后已去，樹身倒臥”，數百名內侍挖了一個“周環十余丈”的大池子，“以千余袋石灰沃水灌其根，慮復生芽孽也”，光緒滿臉淚水地問在場人事情的經過，有人告訴他，太后先親自拿著斧頭砍了那棵白果樹三下，“始令諸人伐之，故不敢違也。”光緒帝無話可說，“步行繞墓三匝，頓足拭淚而歸”。

這件事發生在光緒二十二年。《春明敘舊》有記，從根部鋸斷白果樹時，樹干流血，伐者產生恐慌，后來方知數十條蛇盤踞在樹穴之內，“樹血”實為蛇血，誰知就這么刨樹根，灌石灰水，第二年開春，原地居然又長出了數根新條，把慈禧氣得半死，下旨將樹墩連根刨斷，由數匹馬拉出坑外，再一次用白灰填實，把白果樹“斷子絕孫”。

三

不死象征，照樣砍伐

白果樹作為一種“長壽樹”，自古就受到人們的推崇，有人把它稱作“公孫樹”，意思是爺爺種下的，孫子可以吃到白果，寓其惠及子孫后代，因此，關于白果樹的靈異傳說也就特別多。

《檐曝雜記》寫嘉慶十四年三月九日，常州府學院子里的一棵大白果樹“腹中忽發火”，從樹干的縫隙中迸發出青綠色的火苗，有四五條小蛇從樹洞里竄出逃命，“初十日辰刻方熄”。雖然燒了這么長的時間，大白果樹卻沒有受到太大傷害，“蔥郁如故”。

沒想到這么個事兒，卻引起《檐曝雜記》的作者、歷史學家趙翼的考據興趣來，他曾經在明代學者李詡所著《戒庵老人漫筆》一書中看到過一個典故：“明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常州府學銀杏樹西南一枝，忽火發，竅中焰焰，水不能灌，至二十二日方止，樹亦無害。”趙翼想，沒準兒這是一棵大樹上相隔百年發生的兩場火情，“未知今被火之樹，即嘉靖中被火之樹耶”？至于其中的征兆，趙翼認為是好事，“或謂此乃文明之兆，嘉靖元年，府學有華鑰中解元”，不過，嘉慶十四年并非會試之年，到底這場火預示著哪位讀書人的文運當興，“俟日后驗之”。

《履園叢話》記載過類似的事情，揚州鈔關官署有一棵大白果樹，“乾隆四十八年冬月，有某觀察使夜夢一人，長身玉立，手持一紙上書‘甲寅戊辰甲子癸酉’八字，曰‘吾樹神也，居此一千五百年余，興之屢見，公知我乎？’”后來不知道為什么突然著火，“凡一晝夜乃熄”，但很快白果樹又復青如故。

既然是“不死”的象征，其中必有神靈庇佑。《池北偶談》中寫一年“京口檄造戰艦”。“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百余年物也，亦被伐及”。誰知工人鋸斷了樹之后，發現“木之文理有觀音大士像二，妙鬘天然”，工人們報告了督管戰艦制造的官員，“眾共駭異”，趕緊依照紋理將觀音像雕鑿出來，“施之城南福緣庵中”。

戊戌變法失敗后，王照逃亡日本，義和團運動期間，他秘密潛回國內，光緒二十六年，英年“因庇拳匪斬于西安”。光緒二十八年春，王照在北京湯山一帶以“趙舉人”的身份生活，“每日出游各村”。有一天，他“短衣草笠，漫游而西”，經過七王墳，與村夫野老“談及白果樹事，各道見聞，相與欷歔”。村民們說，挖樹根時“出大小蛇數百千條，蛇身大者徑尺余，長數丈”，王照感慨萬千，當日慈禧之狠戾伐樹，其實就是一種恨不得滅絕光緒帝的“巫蠱之術”。按理說，白果樹本身是長壽樹，又是“不死的象征”吉兆，又有各種容易讓人們不管是穿鑿附會還是心向往之的“神之紋理”，那么對一棵“萬年之物”實施砍伐，又挖根填灰，實在是十分不祥的舉動，但慈禧太后就干了，從晚清——尤其是庚子國變前后慈禧一系列喪心病狂的舉動來看，為了權力，她根本不在乎國家的興亡，哪怕讓整個國家給自己陪葬——何況是一棵白果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