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東莞縣境內設有東莞千戶所和大鵬千戶所。這些沿海衛所的軍人，往往就是鄭和船隊武職人員的調配和補充來源。綜合多種可靠史料估計，鄭和歷次下西洋的船隊，規模都極為龐大，通常有大船二百余艘，總編制在二萬七八千人之間，又以武職人員和軍士居多，約在九成以上，除軍事任務外，他們還要承擔各類工作。

但下西洋航程極為艱險，往往來回一趟就花費數年，很多人有去無回，史書有云“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鄭和本人也是在宣德八年(1433年)七下西洋時病逝于海外，導致整個遠征行動幾乎是突然中斷。

靠永樂皇帝撐腰的宦官鄭和興師動眾、勞民傷財，也早讓朝中諸多高官覺得很不爽，他們有意銷毀宮中保存的大量檔案資料。故除了鄭和本人在《明史》立傳外，他的船隊核心領導層及管理干部的生平，只留下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大多數普通隨員的事跡，則幾乎湮沒無聞。

盡管如此，經過當代中國及日本一些學者的努力，仍從史料中梳理還原了至少60多位隨員的資料，他們大多來自江、浙、閩、粵等東南沿海省份。廣東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學者陳忠烈就指出，有名有姓、事跡可考的廣東籍隨員共12人，東莞籍的占了5人，里面還有一對是父子。如果按此比例推算，每次下西洋的二萬七千多人中，東莞人必定不在少數。

為什么鄭和下西洋的隨員中，廣東人特別是東莞人多呢？原來，鄭和船隊的高級武職人員，多出自直隸(遷都北京后又稱南直隸，大致是今江蘇、安徽兩省及上海市轄區范圍)和南京行在衛軍，尤以錦衣衛軍為骨干。一般軍官和士兵，都是從各個衛所調撥。至于普通技工和水手，多從閩、粵、浙慣經風浪的船民中挑選，大量民夫、雜役，則在正式起航前的水陸集結途中隨時征發。

既然鄭和七下西洋有兩次是從廣東出海，當地壯丁應征隨行，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如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編纂的《廣東通志初稿》中就提及，永樂十九年時，隨征西洋的宦官在行經粵北重鎮韶州(今韶關市)時，征用民夫、騷擾地方的情形。而明代時東莞縣素稱“吾粵中路咽喉地”，扼守廣東中路海防線，縣境內設有東莞千戶所和大鵬千戶所(轄地今分屬香港和深圳)。這些沿海衛所的軍人，往往就是鄭和船隊武職人員的調配和補充來源。

這些東莞人在“征西洋”過程中也屢屢立功。如東莞縣人鐘左，因父祖鐘海清在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期間在舊港(印尼第一大島，明朝曾設舊港宣慰司，為當時駐南洋最高行政機構)接受招安歸國，他本人蒙蔭加入錦衣衛，“下西洋二次有功”，升任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東莞縣人李真、陳永華，多次“赴西洋公干”有功，升任錦衣衛鎮撫司。還有前面提及的東莞“父子兵”黃子成、黃本奴，父子成出身衛所，早年在海運途中殉職，子本奴遞補，數下西洋，因功先升總旗，再升百戶，在衛所里當上了中級軍官。

商城記·東莞

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遷都北京，同一年，鄭和奉旨六下西洋。此乃這位深得朱棣信任的大航海家，在永樂年間的最后一次遠行。關于本次下西洋的準確日期和實際出發港，史書上記載不一。近年來，據廣東學者考證，鄭和船隊很可能是在當年十月中旬，由華南大港廣州放洋出海。而早在14年前，即永樂五年九月，鄭和二下西洋，也是從廣東起航。

這與傳統文獻及人們一般印象中，鄭和下西洋以南京附近的蘇州劉家河為基地，大多從福建出海的說法，有所出入。更有意思的是，現存極為有限的資料顯示，鄭和下西洋的隨員中，有若干廣東籍人士，尤以東莞人居多。扼守粵海咽喉的東莞，與中國歷史上最壯觀的一次海上冒險事業發生聯系，既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下西洋的東莞人

在明人茅元儀所著《武備志·鄭和航海圖》中，描繪了廣東珠江出海口周邊水道及島嶼分布，圖中上部可見“東莞所”字樣。靠海吃海在商言商，除了沿海走私之外，明朝時的廣東商民還自備船舶，直航東西洋諸國，即今東南亞地區，走私販私，從貿易中取利。永樂元年(1403年)，剛剛奪權成功的朱棣，改變了其父朱元璋以守為主的對外政策，在北方頻頻用兵，同時四出遣使，積極發展與海外諸國的關系。他下旨恢復了洪武年間罷設的廣東、福建、浙江三個市舶司，并派宦官為提督加以監察管理。

當時海外各國朝貢(其實是以此為名前來做生意)，日本取道浙江，琉球取道福建，安南(今越南)取道廣西，南洋多國通常走海路取道廣東。因此，廣東是明代朝貢貿易的最主要通道與樞紐，廣東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務最重、規模最大、作用最突出的，連該市舶司附設招待來使的懷遠驛，也是三省驛館中最大，有各類房舍120間。

永樂年間鄭和六下西洋之壯舉，在明廷官方來說，主要目的是宣揚天朝國威，懾服海外諸藩，客觀上卻拉動了東南沿海諸港的商船貿易發展，廣東自然也大大受益。明代廣州人郭在萬歷三十年(1602年)所修《廣東通志》中記載：永樂五年九月“命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這就是鄭和二下西洋，船隊從廣東啟航后，所經國家有占城、爪哇、暹羅、蘇門答臘、南巫里、故里、柯枝、錫蘭等，永樂七年才啟程回國。

民間史籍記載，永樂一朝，廣東官船頻頻出海，走私活動(也相當活躍，沿海各縣平民、官吏和衛所軍士，都有參與。粵東海濱，居民跟海盜及成分復雜的“倭寇”，來往密切，甚至窩藏接濟，沖擊海禁制度。除了沿海走私之外，廣東商民還自備船舶，直航東西洋諸國，即今東南亞地區，走私販私，從貿易中取利。現代英國學者卡德在《中國人在荷屬東印度的經濟地位》一文中稱：

“到十六世紀末，有相當多的中國人貿易中心出現于爪哇、錦石、泗水、饒洞、萬丹、日葛礁和其他島嶼(蘇門答臘、西婆羅洲)上，這些中國人都是福建和廣東兩省的人。”閩粵兩地中國商民能大批移民僑居東南亞，在當地站穩腳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鄭和下西洋時在那一帶為明朝樹立的崇高威望。有可靠的文獻記載，來自廣東的僑民首領，在鄭和的認可和支持下，甚至成為舊港“大頭目，以主其地”，并傳位給子女，儼然稱王。這更帶動了不少廣東商民前來僑居。爪哇的情形也與此類似。

前面提到過，東莞縣人鐘左的父祖鐘海清，在鄭和首次下西洋時，于舊港“應招率本管頭目人船隨同來朝，升正千戶”。華人移居海外，喜歡聚族而居，本縣本府同鄉也往往愿意扎堆，鐘海清能號令眾人來歸，很可能他們都是莞籍的鄉里鄉親。此外，元朝末年，群雄并起，時任元地方官的東莞人何真，也以東莞、廣州為基地，一度憑險而守，割據嶺南，后來審時度勢，歸附明太祖。他麾下很多東莞籍軍人被調往南京行在充當衛軍，估計就有獲選拔隨鄭和下西洋者。

“萬里天險，與諸番共之”

“廣州海亦有三路，分三門，而以虎頭為大門。潮汐之所出入，東西二洋之所往來，以此為咽喉焉。”鄭和七下西洋，固然讓國力蒸蒸日上的中華王朝聲威遠播，但為此付出的財政負擔也相當沉重。明人所著《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中說，下西洋“須是動支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來，方才夠用”，恐怕不全是夸張的話。故當年宦官四出搜刮財寶，為朝中大臣詬病之事實，多見于史書。在廣東地方志上，也留下了若干記錄。

明嘉靖年間黃佐編纂的《廣東通志》之“民物志”內，提到永樂年間采珠事三次，頭兩次就在東莞縣。第一次是永樂四年(1406年)春三月開始，“東莞軍人王保兒告，大步海出珠蚌，可采為國用”，到永樂十三年才下詔罷采，但第二年又下詔復采。到了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行在錦衣衛帶俸指揮鐘法保上奏稱，他是東莞大步海人，熟知濱海的橫沙、潭石等處皆有珠池，產大珠，請求派遣宦官同往開采。

原在東莞縣境，今屬香港地區的大步海“珠池”，早在五代十國的南漢(917~971年，轄今兩廣及越南北部)時期便遠近聞名，經歷代濫采，到明代資源已近枯竭。明洪武年間短暫開采，又復封禁。到了永樂朝，鄭和下西洋急需大量珍珠，作為航行至各藩國時分封、賞賜之用，曾派重兵把守該珠池。東莞籍軍人屢次獻計采珠，不排除是以此圖為進身之階，或借機中飽私囊。

永樂四年第一次在東莞采珠，與永樂五年鄭和二下西洋從廣州出發，時間上頗為吻合，有學者推測兩者之間或有直接關聯。因此，在鄭和下西洋的宏大事業中，東莞地方曾扮演的角色，實在不可忽視。二百余年后，大明江山已經變色，寓居東莞的明朝忠實遺民屈大均，在他的筆記名作《廣東新語》里，詳細描述了廣州港出海口的萬千氣象：

“廣州海亦有三路，分三門，而以虎頭為大門。虎頭者，天地之陽氣所從入……海者地之宗，故祀南海神于虎頭門之陰。門在廣州南，大小虎兩山相束，一石峰當中，下有一長石為門限，潮汐之所出入，東西二洋之所往來，以此為咽喉焉。出虎頭咫尺，則萬里天險，與諸番共之。諸番非表而吾非里也，大唐之地止乎此。”

虎頭門，也就是赫赫有名的東莞虎門，為珠江八大出海口之一，外洋船舶進出廣州港的必經之地。屈大均又有一首流傳甚廣的竹枝詞，緬懷大明盛世時的“金山珠海、天子南庫”：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遙想當年，鄭和使團兩度浩浩蕩蕩由此起航下西洋時，堅船巨艦上的萬千官兵，包括那些剛剛揮別家鄉父老的東莞人，也必定為生逢盛世而心懷驕傲，為即將展開的揚威之旅振奮不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