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帶著平生的抱負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

張居正奪情風波

一、張居正父親之死

張居正的父親，原是一位學無所成、屢試不中的鄉(xiāng)間窮秀才，他的名字叫張文明，20歲上，補為府學生。在科舉的年代里，為了謀取一個功名出身，他曾先后7次走進鄉(xiāng)試的考場，結(jié)果每次都是名落孫山。只是到了他那大有出息的兒子張居正點了翰林，他才擲下考筆。萬歷皇帝朱翊鈞登基后，張居正位極人臣，尊為師相，張文明便也不斷地嘗到父以子貴的甜頭。一次，朱翊鈞知道張文明還健在，已70多歲了，便一面吩咐備賜，一面為此專門又發(fā)了一道圣諭：聞先生父母俱在，年各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嘉悅。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彩衣紗六匹，乃奉圣母恩賜，咸欽承，著家僮往赍之外，銀兩是先生的。感動得張居正當場趕寫奏表謝恩，連連表示要派僮仆星夜兼程將賞賜之物轉(zhuǎn)達于父母，世代奉為至寶。但是，張文明不久老病而死，10天后張居正接到家人送來的喪信，當日也就沒有上朝。朱翊鈞從次輔呂調(diào)陽的奏疏中得知了此事，于是，提筆給張居正寫了一道諭旨，差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李佑送到張居正的家中。

按明代禮制，張居正的父親死了，他必須辭職回家守制兩年。明代，內(nèi)外官吏人等都有丁憂的制度，在遇到重祖父母、親父母的喪事時，自聞喪之日起，不計閏，守制27個月，期滿起復。英宗正統(tǒng)七年有令，凡官吏匿喪者，俱發(fā)原籍為民;正統(tǒng)十二年又令，內(nèi)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復。所謂“奪情”，即指在27個月中，由皇上特別指定，不許辭職。在明朝立國以來，除投身軍隊的人，在朝大臣是較少被“奪情”的。

二、不愿守制27個月

張居正照例得提請回原籍守制。但他內(nèi)心十分矛盾，于公于私他都不愿在此時回鄉(xiāng)。一方面，朱翊鈞還年幼，他們母子都離不開他這個深謀老練的顧命大臣;他自己已推行開的尊主權(quán)、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的舉措及準備著手進行的在全國范圍內(nèi)丈量土地、改革賦稅制度、推行一條鞭法等改革方案還有待進一步謀劃和執(zhí)行。從個人的私利來考慮，自己數(shù)十年來從湖廣江陵的鄉(xiāng)間走到現(xiàn)在的權(quán)傾朝野這一步，也確實來之不易，生怕日久生變。更令張居正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因喪沒有上朝的第四天，官員竟都去祝賀次輔呂調(diào)陽。根據(jù)明朝不成文的故事，首輔去位三日以后，次輔便可把座位從右邊移到左邊。這次，內(nèi)閣僚屬和翰林院的學士、侍講讀學士、修撰、編修、庶吉士們都紛紛穿上紅袍到內(nèi)閣道賀。張居正去留還未最后確定，他們卻都向次輔呂調(diào)陽道賀。真是人未走茶已涼，把張居正氣得咬牙切齒。

張居正對形勢看得很清，他知道朱翊鈞母子此時離不開他，是不會輕易讓他就這么走的，太監(jiān)馮保等人都支持他奪情，憑自己數(shù)年的經(jīng)營和深謀老到的權(quán)術(shù)，去留問題還是最后由他自己來定。張居正遂加緊了私下的活動。十月二日，也就是張居正接父親死訊的一周以后，朱翊鈞就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態(tài)度，在下發(fā)吏部的圣旨中寫道：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準過七七，不隨朝，你部里即往諭著，不必具辭。

三、設計“奪情”

張居正知道皇帝要“奪情”的態(tài)度，就故作姿態(tài)上了一首《乞恩守制疏》，在敘述了一通父子人倫當守制的道理后，又說自己年紀只53歲，“丁憂”的時間也不過是27個月，到那時，身體尚還康健，只要皇上不嫌棄，還可再召回任用。朱翊鈞未悟出其中的奧妙，他此時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不讓張先生離開京師回籍守制。于是他又給先生下了一道圣旨：愛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十歲上先皇辭世，先生受托盡心輔導……朕于幼沖之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況且愛卿身系國家安危，又豈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請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負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辭。朱翊鈞抬出了死去的先皇，希望張先生就此而留下。

張居正通過連日來的幾辭幾留，“奪情”心愿不僅如愿以償，而且他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天子盛贊他的無雙忠孝、蓋世大功，是他今后繼續(xù)當國受之不盡的資本。

四、同鄉(xiāng)反對遭廷杖

張居正“奪情”的事情就此算是定了下來，而朝臣中的分歧和爭論也激烈地展開了，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加以阻止和明確反對的聲勢也不小。這年的十月初五，天上出現(xiàn)彗星。按當時的說法，這是不祥的征兆，是上天在示警。按以往歷代帝王的習慣做法，朱翊鈞詔修省，上自皇帝下至百官都要反省。而這一次，有不少大臣把它與張居正的奪情問題聯(lián)系起來。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這位來自南直隸武進縣的翰林后進，雖是隆慶五年的進士，與張居正有師生之誼，但此時他上了一道《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以為“奪情”既不近人倫情理，也不合義理法度。第二天，隆慶五年進士翰林院檢討趙用賢再上疏，請令張居正奔喪歸葬，事畢回朝。第三天，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聯(lián)名上疏，奏請令張居正回籍守耕。張居正發(fā)怒了，他實在沒有料到，挺身而出反對他“奪情”的都是些自己的門生或同鄉(xiāng)。朱翊鈞更是龍顏大怒，他覺得吳中行四人的矛頭不只是對著張先生“奪情”問題，也是對自己權(quán)威的藐視！他決定效法列祖列宗對直言犯諫的建言大臣所慣用的手法，對此四人執(zhí)行廷杖。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這場淫威所嚇倒的，那就是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這位來自江西吉安府的青年進士，對張居正素無好感。就在四人挨杖的當天，他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奏疏呈上，矛頭直指張居正的諸般過失。在他看來，張居正雖然有才有志，但學術(shù)偏隘，自用太甚，他的設施乖張，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才等行為，不勝枚舉，何況朝中除他以外，也不是沒有能人。張居正自稱非常之人，其實親喪不奔，別人視他為禽彘。結(jié)果，鄒元標被廷杖，遣戍都勻衛(wèi)，同時遭廷杖的還有一位來自浙江余姚的布衣姚韓，他也上了一封萬言疏指責張居正，被抓來打了一頓后，發(fā)送回原籍。反張居正“奪情”的斗爭終于被鎮(zhèn)壓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