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多古典小說中，《三國演義》是最接近歷史史實的一部文學作品。但小說畢竟還是小說，總是有著太多的傳奇色彩。想象與杜撰，褒揚與抑制，贊頌與批判……，而所有這些，其實也都是寫作的需要，更是能夠得以千古流傳的根本。對此，我們完全沒有必要追根溯源，窮其真偽。否則的話，我們可以直接去看歷史教科書了。

《三國演義》顯然就是這樣的，這部賦予了太多情感和征戰殺伐的歷史小說，不僅讓時代主題更加鮮明，歷史人物更加鮮活，也更容易地走入了尋常百姓人家，從而達到口口相傳，膾炙人口之目的。而江湖，從來都是小說的不可或缺。或許，這也正是小說獨有的魅力所在吧。

自古以來，凡成大事者，從來講究的是“天時、地利、人和”。

縱觀魏吳蜀三國，曹操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作為政治資本的，除了早年奔走相告，沾染上了一些江湖習氣之外，后期卻與江湖沒有太多的干系，這個早已脫離了江湖的顯赫人物，不僅名正言順，而且占據天時優勢，因此成功的幾率也最大。而孫權，盡管不能順應天時，但因為繼承了父兄早年開創的基業，從而能夠以地利優勢在江東繼續發展，雖然行事做派多有江湖印記，但終究不失大家風度、政治謀略。

唯獨劉備，窮困潦倒，身無長物。在如此的境地下，除了謀求那所謂的“人和”之外，沒有其他的政治資本。因此，混跡江湖、尋求幫襯也就成了唯一的選擇。因為是白手起家，以至于后來每每行事，總是摻雜著太多的江湖習氣。或許也是過于依賴江湖作用的原因，其團隊最終也走上了一條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如此一來，也就導致了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那就是成事艱難，滅亡迅速。

想當年，漢室衰微，天下大亂。因為生逢亂世，許多英雄豪杰都在觀望，夢想著在動蕩之時能挖得“第一桶金”，最終借助歷史潮流走上廟堂。老百姓不懂這個，有的只是逆來順受，把命運寄托于上天。當然，覬覦天下者，最眼紅的實際還是漢末那些沒落了的皇親貴胄，唯有他們才具備先天的實力，像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領導的黃巾起義，更多的只是書生意氣，為他人做了嫁衣。

在那個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的大環境下，最大的問題就是先填飽肚子，故而誰錢糧多，誰就會有兵馬，像河北的袁紹、徐州的陶謙、遼東的公孫瓚、譙縣的曹操、江東的孫堅等，都是世襲，不缺錢糧。所以一呼百應，很容易就拉起了隊伍。但劉備就不一樣了，雖然也是皇親，卻早已潦倒的不行，平日里只能以“織席販履”為生。到了這種境地，不要說是拉隊伍，自己的吃飯都成了大問題。頭上戴了一頂透風的“破帽子”，到哪里也不會有人買賬。更何況，這個混跡街頭的流浪漢，到底是不是真的皇親還要另當別論。即便真是，在那個皇權衰落、饑不擇食的年代也早已顯得無關緊要了。

想來劉備天生也不是安分之人，總想著要出人頭地，而重興漢室自然就成為了他的一面旗子。想法有了，但終究沒有辦法。左顧右盼，自己孑然一身，家徒四壁。沒有那個實力，最后只能游走江湖，到處依附，網絡人才。早年，先是投奔公孫瓚，好歹安排了個職務，卻終究是個“打工”的，前途黯淡，命運更是朝不保夕。劉備聰明，一看不行，干脆辭職“下海”自己闖江湖。于是，也就有了后來的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劉備這人臉皮厚，比張飛大一點是不假，比關羽卻是小了許多，但人家頭上有一頂“皇叔”的大帽子，在關羽和張飛面前，當“大哥”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好在關羽和張飛人都老實，也不在乎這個，只要有酒喝，有肉吃就行了。于是三人立下誓言，“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一下子就把老關和老張籠絡住了。

要說這個時候的劉備，還只是江湖中的三流人物，離政治差得還很遠。除了在江湖上留了個好名聲，引得一些江湖豪杰前來相投之外，腳下從來都沒有占據一席之地，不是投靠袁紹，就是依附曹操。但夾縫中求生存，命運往往是朝不保夕。后來，因為密謀誅殺曹操的機關敗露，不得不再次逃亡江湖，并從此拉開了奪取天下的序幕。

現在想想，劉備的江湖情結確實是很濃的，都被打的沒有了立身之地，還在想著靠勇力征服天下。諸葛亮就在眼皮底下，劉備卻是充耳不聞，要不是連續吃了人家的“悶棍”，又受到“水鏡先生”的點撥，才拉下臉來“三顧茅廬”，怎么可能有后來的三分天下呢。直到遇到諸葛亮，劉備才終于想明白了，光靠打打殺殺是難以“做大”的。話雖如此，但劉備的江湖情結卻是從來都沒有改變過的。

后來幾經廝殺，才終于占據了西南偏遠一隅，成就了半世英名。但三分之后的蜀國既不是諸葛亮的，也不是趙云、蔣琬、魏延、費祎等人的，而是劉關張弟兄三個的，當然，最終還是他劉氏家族的。這就帶來了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那就是非嫡系不用，非家族勢力不用。尤其是自白帝城托孤之后，國家命運已完全系于諸葛亮一人身上。而諸葛亮，為了報答先主的知遇之恩，成就“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千古佳話，必然是小心翼翼，不敢輕易有所舍棄和半點懈怠。后來果不其然，由于諸葛亮的獨斷專行，事必躬親，最終導致蜀國后繼乏人，一步步走進了滅亡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