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這個詞，本是國人的發明。都說起源很早，有人把周厲王止謗，也算做文字獄，其實有點勉強。如果孔子誅少正卯的事屬實，倒是可以算，但據說此事并不確實。從孔夫子平日的言行，還真也不像如此兇殘之人。所以，真正的文字獄起點，應該還往后推，秦始皇焚書坑儒，應該是文字獄的一個最輝煌的開始，皇帝煩了儒生聒噪，干脆都給埋了。

詳細論起來，古代中國，因言獲罪大抵應該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皇帝的臣子上書得罪了皇帝，因而被降罪。一種是因為平日的言論，或者在家著書立說，被有關部門覺得有了問題，告到皇帝那里，從而身陷囹圄。

顯然，第一種情況相當多，歷朝歷代都有。趕上不講理的年月，別說跟皇帝，就是跟上司說話，都有風險。攤上暴君，拍馬屁拍不好都可能丟了吃飯的家伙。但是，話說回來，這種事多少是臣子們自找的。責任攸關，食人俸祿，忠人之事，如果是言官，就更是應該的。干什么都有風險，做官的風險，就是這個。

當然，很多的人是會規避這種風險的，說模棱話，含糊話，兩頭堵的話，見風使舵的話。或者做皇家的立仗馬，干脆不說話。但是，就是總有一些好事之徒，非講話不可。不僅要講，而且講皇帝不愛聽的話。用今天的話來說，純屬找死，像海瑞那樣，說之前，先把棺材準備好了——這種人，求的是死后的名。所謂文死諫、武死戰，自己名垂青史，累及皇帝背著罵名。

反過來，清代以前，今天人們所謂真正意義上的文字獄，其實不多。說皇帝專制統治，但真正專制到家的皇帝，能有幾個？那時候沒有專門的檢查機關，文人寫了什么，印刷出版與否，皇帝操不過來這個心。真正在乎文人文字的皇帝，出在清朝。這是因為一來他們是少數民族當家，陷在漢人的汪洋大海里，非鎮住漢人士大夫不可。

二來漢化程度高，懂行。三來，相對軍事實力沒金元時代那么強，神經緊張。此前也有過少數民族的統治，東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朝統治者，以及后來的金元王朝的女真人和蒙古人。不是漢化程度不夠，就是過于強勢，不大在乎漢族文人那點小肚雞腸。

元朝文人墨客地位低下到了八娼、九丐之下，靠寫小曲編雜劇生活，腹誹都編進了劇本，也沒見有過文字獄。金元時代，漢人文臣因文字賈禍，多半是因為拍馬屁拍得過于文雅，異族的皇帝又看不懂，被別有用心的人鉆了空子。

當然，漢人自己的皇帝，也是有懂行的，如果他們看到了某些大不敬的文字，也是會生氣的。但是，一來特別敏感的人不多，不會見到“一把心腸論濁清”的詩句，就覺得是對清朝不利。見到“維民所止”的四書章句，就懷疑是“雍正去頭”。

再說，這樣的事，一般得靠專門的御史來檢舉。但是，那時規矩，御史不大管這種事。真要是管了，一是因為黨爭，比如北宋蘇軾的烏臺詩案。二是由于某些人個性過于強，得罪人太多，言論又過于離經叛道，比如明代的李贄案。即便如此，這種文字獄處理都不嚴厲，李贄自己在獄中了斷了，然后就拉倒了，而蘇軾則不過是發到黃州降級使用。這樣的事，如果落在清朝，不株連九族都是便宜的。

莊廷明史案，是清朝第一樁文字獄，系順治年間的事。一個閑得蛋疼的富家子弟，忽發奇想，要立言留名，留下部著作給后世。自己又沒這個本事，于是買來人家的稿本（朱國禎明史遺稿），雇人加以刪增，變成自己的。結果被一個革職的知縣吳之榮告發，遂釀成大案。

據說此人原本就是想詐莊家一點錢，好去賄賂上司謀取開復，但莊家就是不買他的賬，結果事鬧大了。此案轟動江南，全案牽連上千人，七十多人被殺，其中十四人被凌遲處死。莊廷已死，被剖棺戮尸，他的弟弟莊廷鉞頂缸，被凌遲處死，整個家族都被株連，男人處死，女眷發配黑龍江為奴。江南所有被莊家花錢請來作序，校閱者諸多名士，好些人根本就沒看過書稿，均被一網打盡。連此書的刻工、發售者，甚至買書的人都一并處死。

當年的刻工，很多人連字都不識，人家雇來干活，哪知里面有無犯禁？無端遭此大難，丟了腦袋。地方官上至巡撫，下至學校教官，被殺的殺，流放的流放，最輕也是革職。如此株連，簡直是駭人聽聞，創了人類歷史的奇跡。

晚清人許指嚴言道，這種事情，放在其他朝廷，頂天不過焚書劈版，罰款褫奪功名而已，而在清朝，“顧乃戮尸夷族之不足，牽連及于親朋故舊，杯酒酬酢，竟坐相收。婦孺顛連，盡投荒裔”。其實，此書的所謂關礙之處，無非就是有的地方按照漢人的習慣，依舊把滿人當狄夷而已，而且這樣的地方并不多，事初發時，莊家在第一時間就刪掉了礙眼文字，上呈“潔本”，可見需要刪的地方沒有多少。

當然，按照滿人皇帝的標準，哪怕有一個字觸犯禁忌，都是大逆不道，都得按謀反逆罪來追究。幾個關礙的文字，就等于一次起義造反大案。人家就是這樣橫，你有什么辦法？于是，江南的士人，就因為一本小小的明史，遭人排頭砍去，這么多人頭落了地。更惡劣的是，那個打小報告的吳之榮，不僅得到了莊家的全部財產，而且官復原職，此后官運亨通，一直做到四品大員，都察院的高官。開了一個鼓勵告詰，即背后告密的頭，從此士大夫人人自危，道德大壞。

的確，像某些清史專家講的，清朝的皇帝，跟最近的明朝比，的確沒有所謂的昏君，個個都有勵精圖治的雄心，但是，這種雄心的背后，卻是嚴苛的文化鉗制，思想控制，為了實現這一點，不惜反應過度，神經過敏，用前所未有的殘忍手段，大肆殺戮來震懾士人。甚至，清代的皇帝，連臣子提意見都不贊許，武死戰可以，文死諫則不行。誰敢提批評意見，重則殺頭，輕則發配。皇帝錯了，也只能是由皇帝自己意識到，自己改，改不過來，天下是他們的，干士大夫鳥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多少代都值得贊許，到了這兒則違規了。

所以，到了清末，殘忍沒有道理的文字獄，令士大夫萬馬齊喑久矣。這個國家的知識界，少數精英鉆進故紙堆做考據，多數則迷陷八股制藝，喪失了對西方介入的反應能力。因此，在西方的沖擊面前，連皇帝帶士子，一并交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