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印刷業發達，商品經濟繁榮，兩者相互激蕩，便促成了一個繁華的書業市場，同時也催生出防不勝防的盜版現象。蘇軾的作品是盜版商盯住不放的，東坡先生為此頗為苦惱：“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蘇軾集》卷七七)書商逐利，未經蘇軾同意便私自刻印他的作品發行，蘇軾曾想到將雕版追繳來銷毀掉。

朱熹也有被盜版的遭遇，他的著作的《論孟解》“乃為建陽眾人不相關白而輒刊行，方此追毀，然聞鬻書者已持其本四出矣”(《朱文公大全文集》卷五五)。為了對付盜版，朱熹干脆自辦書坊，即開了一間民營出版社，刊印和發行自己與友人的作品，不過因為經營不善，書坊后來便倒閉了。

有意思的是，盜版的盛行，又促使宋人產生了反盜版的知識產權意識。蘇軾與朱熹都想“追毀”盜版書，便是知識產權意識的萌芽。為避免因為被盜版而發生經濟損失，宋代的出版商在刊印書籍時，通常要印上版權頁——“宋人刻書，于書之首尾或序后、目錄后，往往刻一墨圖記及牌記”(葉德輝《書林清話》)。

這個“牌記”，載有出版人、刻書人、出版日期、版權聲明等信息，類似于今日書籍的版權頁。如南宋紹熙年間，眉山程氏刻印的《東都事略》一書目錄后便有一長方牌記，上書文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所謂“已申上司，不得覆版”，就是“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意思。

“已申上司”四字，還透露出宋代出版人可以向政府申請版權保護的信息。事實是不是如此呢？清代的大藏書家葉德輝說，“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也就是說，中國從宋代開始產生了版權保護法。來看一個例子：南宋淳祐八年(1248)，羅樾欲刊印段昌武編著的《叢桂毛詩集解》，作為出版人的羅樾與作者的侄子段維清(當時段昌武已去世，著作權由其家屬繼承)向國子監申請了版權保護令：“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于此書。倘或其他書肆嗜利翻版，則必竄易首尾，增損意義……今備牒兩浙、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

宋朝的國子監兼轄全國圖書刊行，相當于教育部兼出版總署。應羅樾與段維清之請，杭州國子監便給印刷業最發達的兩浙路、福建路運司下發了通知，要求兩路轉運司“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版劈毀，斷罪施行”。(葉德輝《書林清話》)

朱熹的外祖父祝穆編印《方輿勝覽》，也向政府提出了版權保護申請：“(此書)系本宅進士私自編輯，數載辛勤。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輒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或以《節略輿地勝紀》等書為名，翻開攙奪，致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委實切害，照得雕書，合經使臺申明，乞行約束，庶絕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書籍處，張掛曉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陳告，乞追人毀版，斷冶施行。”

宋政府即“出榜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曉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指有盜版嫌疑之人)，仰經所屬陳告，追究毀版施行”。祝穆將這一版權保護令附錄進《方輿勝覽》自序中，以警告盜版商。按照保護令，《方輿勝覽》版權人如果發現書坊翻印盜版，即可向官府陳告，要求政府出面“追人毀版”。

十八世紀初英國頒發的《安娜法令》被視為“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但從上面的故事，我們可以明白無誤地確信，宋代已經出現了保護版權的法令，只不過政府并沒有專門訂立一部成文的版權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