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說敢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糾偏勘誤不辟禍患的信念。

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體制弊端，他不斷向朝廷提出建議，這些建議，條條符合現實，條條都是治弊的猛藥，體現了范仲淹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憂天下的報國情懷。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當還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時，位卑言輕的范仲淹便給垂簾聽政的章獻太后和仁宗，呈上了一份《奏上時務書》，提出救文弊以厚風俗，整武備以御外患，重館選以養人才，賞臺諫以開言路等建議;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在丁母憂期間，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冒哀給朝廷上了一份萬言書——《上執政書》，針對貧病交加的時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備戎狄”等六條改革主張。據說，宰相王曾收到萬言書后，大為賞識，立即授意晏殊推薦范仲淹應學士院試。

范仲淹立身孤高，報國奉行“以言為先”，而且次次都是藥石之言，以致危言多犯，屢言屢貶。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上疏《乞太后還政奏》，請章獻太后“卷收大權，還上真主”，讓“春秋已盛”的仁宗親政，加上這之前他還諫阻仁宗率百官行拜太后壽儀，觸怒章獻太后，被貶河中府(今山西永濟市)通判。范仲淹的言行，也使曾推薦他的晏殊擔心連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嚴加責備。為此，范仲淹給晏殊寫了封長信說：“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反映了他寧死不默的一貫精神。

明道二年(1033年)，章獻太后鶴駕歸西，親政后的仁宗希望有所作為，拔擢了一批太后垂簾時受到壓制的官員。范仲淹也由陳州(今河南淮陽縣)通判召還，擔任了諫官。諫官的職責就是提意見，不久，仁宗因為寵幸尚氏、楊氏二妃，準備廢黜郭皇后，范仲淹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眾臺諫到垂拱殿門，伏奏郭后不可廢，結果被押解出京城，貶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即使狼狽如此，范仲淹還在《睦州謝上表》中反復勸說仁宗：“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廷爭，國朝盛典”。

景佑二年(1035年)冬，范仲淹由知蘇州提拔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進京。歸來后的范仲淹，論事愈急。當時，呂夷簡任首相，頗為專權。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員的晉升情況繪制成《百官圖》上呈仁宗，指著上面開列的百官晉升順序說：“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范文正公年譜》)，直言宰相用用人不當，以權謀私。這把位居人臣之極的呂夷簡氣得七竅生煙，暴跳如雷，反在仁宗面前訴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這次，他又落職饒州(今江西鄱陽)。

歷經三度貶職，范仲淹絲毫不見收斂，他那近似固執的堅持，源于他特立獨行的性格，源于他憂國憂民的情懷，源于他許國忘身的精神。只是，不以他為迂闊而真正理解他的有幾人？

范仲淹一生見賢思齊，不斷以往哲先賢的思想、品德和功績勉勵自己。他在《上資政晏侍郎書》中說：“信圣人之書，師古人之行”，又在《蒙以養正賦》中說：“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圣。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表達了要象先圣一樣，在得失進退間，不失其高尚的情操。所以他始終“內守樸忠，外修景行”(《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以潔身自好和為國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現實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然而，由于他竭力事功而諫言無忌，進退自如而操守過潔，使他在當時成了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王安石甚至指責他“好廣名譽，結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續資治通鑒長編》。

范仲淹確實愛名，但他愛的是竭誠報國之名，愛的是經綸濟世之名，愛的是心若介石之名。正因為他愛名如寶，雪操冰心，注定了他無論是重用為股肱之臣，還是貶謫為偏遠小吏，始終“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邠州謝上表》)。唐末五代以來，馮道、范質之輩充斥于朝，不以國破君亡為恥，反以連任“貳臣”為榮。尤其是馮道，歷五朝四姓十主而釣臺穩坐，自命“常樂老”，洋洋自得。宋初士風沿襲五代，積習難改，士大夫不顧廉恥、不守節操、曲學阿世者不乏其人。范仲淹作為位起于布衣的至性至真君子，一生砥礪名節，不易操守。他滿懷至誠，固執大道，認為“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不可降”(《上張右丞書》)，他誓言“定應松柏心無改，自信云龍道不孤”(《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正因為名節和操守的堅持，使他能始于潔行而不耽于憂戚，見于大節而不屈于名利，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諫諍于朝庭，“三黜專城”依然救民于水火，眾口鑠金依然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說：“素心直擬圭無玷，晚節當如竹有筠”。朱熹對他給當朝士風的精神影響和作用也給予了高度評價，說：“本朝忠義之風，卻是自范文正作成起來也”(《朱子語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