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親政策是漢匈雙方在彼此利益的驅使下進行的，是雙方妥協的結果，和親在西漢初客觀上給人們帶來的了穩定，有利于人們建設和諧的家園，有利于休養生息政策的順利實施;漢匈和親給雙方人們帶來了的建設家園的平和局面。

和親緩和了矛盾，穩定了局勢。西漢初期的和親都是為達到該目的而進行的，和親政策緩和了尖銳的民族矛盾，也使中央王朝擴大了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疆域。其間，漢屈辱和親，也同樣收到明顯的效果。雙方雖有矛盾沖突，但雙方關系基本上是和好的，漢初尖銳的民族矛盾得到大大的緩解。漢匈兩族所訂立的“和親之約”，在某種程度上約束了匈奴的南侵。每次和親總換得了短暫的和平。

事實上，從高帝始結和親到武帝即位，漢匈雙方六十多年里并沒有打過大仗。這不能不說是和親政策所起的客觀積極作用。據葛亮推測：漢匈訂立的盟約為“和親之約”，其中含有“和”字，“和”者，非怨也，非戰也。就這個意義說，“和親之約”為非戰之約。再則高帝挑選締結和約的代表是劉敬，劉敬是當時漢臣中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高帝起用反戰主和派為訂約代表，可以推想，他當是希望締結一個排除戰爭的和約。和親之約的執行，使西漢王朝與匈奴關系和好，邊疆狼煙遂熄，漢匈兩大軍事集團進入了令人追憶的蜜月期。百待俱興的西漢得以騰出手來剪除異性諸侯，完善中央集權，為鞏固新生的西漢政權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并有利于西漢開拓疆域。

中央王朝對匈奴的和親政策一方面固其邊疆。雙方在和親政策中相約以長城為界。北面“引弓”之民歸單于管理，南面“冠帶之室”由漢帝統治。使漢匈疆域得以明確，起到了劃疆立界的安邊功能。這使西漢的北邊疆土之民得以安定作業。西漢則可在邊疆“盛兵以畜力，積粟已固軍”。以長城作界及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以避免匈奴的騎兵大規模入侵。另一方面，也為威逼四方，開拓疆土。中央王朝意欲通過和親政策，使少數民族最實力的人物“長是漢家親”，終將少數民族納入自己的統治范圍之下。“亦既生子，則我外孫”，“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由此，遂由和親保證邊疆的長治久安。并在和平的環境用“厚幣以奉之”。在匈奴政權中培植己方勢力，最終將其完全納入自己的統治范圍之內。“納其民，擴其域”。這也有利于與民休息，發展生產以固內。

和親促進了漢匈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和親政策雖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可視為一種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是，政治根源于經濟。和親當然也就必須以經濟為后盾并服務于經濟。和親的執行，中央王朝都要隨贈大量的財物，如金銀、棉帛、銅鐵、工具等，并且年年不斷。不僅種類增多，包括大多數日常用品。同時，公主陪嫁財物無數，有大量絲織品、金銀、銅鐵器等。隨嫁奴仆眾，各類能工巧匠，為少數民族地區的手工業、農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歲貢匈奴絮、繒、朱、食各有數”。

另外，不但賜與財物，還互設關市，也稱互市。“通關市饒給之”。明代楊繼盛認為：“互市者，和親之別稱也”。可見，互市也是和親的題中之意。從互市的經濟貿易之中，中原地區獲得大量民族特產，如馬匹、中藥材、寶石之類。為中原經濟注入新的活力。互市對于少數民族地區影響尤為重大。少數民族從互市及賜贈中獲得大量的財物。有的流入生活或生產領域，為各民族創造了無與倫比的巨額財富，提高了人們的總體生活水平，縮小中原王朝與邊疆地區的差異。總之，這些財富與工具的輸入，對少數民族的發展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使匈奴對漢的依賴達到不可分離的程度。

就西漢政權來說，和親使其北邊的疆土安定下來。使西漢統治者得以致力于發展殘破的社會經濟，實行修養生息的政策。使其“少者得其長，老者安其處”。所以漢朝至孝惠、高后之間，社會生產得到一定的恢復。到漢武帝即位之初的七十余年里，便出現了“民務嫁穡、衣食滋殖、海內殷富”的盛世景象。“文景之治”的局面之所以出現，除了漢朝統治者的勵精圖治外，與匈奴實現和親是極其相關的。

和親政策促進了民族間文化的交流與發展，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共同創造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和親公主外嫁邊疆，往往帶去了大量財富，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文化書籍、先進技術、中原文化等如音樂、詩歌、繪畫等。這些都是以參加和親的隨嫁人員為載體的。在和親公主出嫁后，中央政府照例每年都會贈送財物，派遣大批使者工匠、藝人進入和親對方統治的區域。借此，以求達到威播四夷的目的。這大大促進了邊疆地區文化的發展，加強了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與聯系。

每次和親除“公主”外，必有隨行人員與“公主”一起入匈。見于史籍記載的只有文帝時宦者中行說不愿傅公主和親于匈奴，而漢則強之。至于每次和親的隨行人員究竟有多少，史籍缺乏這方面的記載，我們只能從西漢與其他民族和親的有關記載來推測。據《漢書.西域傳》記載，漢武帝元封年間，兩漢王朝以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公主下嫁烏孫國王為夫人，當時漢武帝“賜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數百人，贈送甚盛”。其后漢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烏孫國王再次請求公主和親。漢宣帝以解憂公主弟子相夫為公主，為其“置官屬侍御百余人”，后因故未能成行。由此可見，每次和親，公主的隨行人員，多則數百人，少則百余人，那么西漢一朝通過和親而入匈奴之人至少當在千兒百人以上。

據《史記.匈奴列傳》說：匈奴人“毋以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后漢書.南匈奴傳》也說：呼衍氏等大姓“主斷獄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用口頭報告單于)，無文書簿領(無文簿、記錄之類)”。那么匈奴單于屢次寫給呂后和皇帝的文書，當出自入匈奴之漢人手筆。而作為和親而入匈奴之漢人則最容易被匈奴單于所重用。這居中猶以中行說為典型。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說，中行說“教單于左右疏記”。可以推斷，兩漢時期入匈奴之漢人確實教授匈奴人學習并使用漢字。加之和親公主帶去的大量文化書籍，促進了匈奴民族文化的發展，加強了與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而歷代和親政策的雙方，主觀上皆只注重和強調政治方面的影響。視其為一種保持和加強政治盟約的一種有效形式，也就是是說，視其為工具，而忽略了經濟、文化方面帶來的一系列重大變化。這種主觀上的忽略，是決不會被歷史的客觀所忽略的。和親促進了中央政權與邊疆少數民族間的和好。“這就成了促進民族融合，共同創造先進的、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最有效的催化劑”。

西漢初期和親政策對后世產生的影響。漢初的和親是在漢朝與匈奴力量對比處于不平衡的狀態下，劉邦鑒于當時自己所處的政治環境，以及所擁有的經濟實力，權衡利弊，較其輕重緩急，而選擇了合乎時宜的道路，和親匈奴。以平息戰爭，讓人民修養息，發展中原經濟，以充實西漢的國力。“用和親之法，緩和民族間的緊張關系。消磨民族間的隔閡，解決民族間的矛盾，是劉邦君臣的首創”。后來，一直為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和其他少數民族的首領沿用不息，逐漸成為我國各民族統治者處理民族關系的一種較為常用的政策。出現了如王昭君、文成公主等民族間友好的使者，成為漢與少數民族和平友好的象征。

西漢后期元帝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韓邪單于第三次朝見漢帝。“自言愿婿漢氏以自親”，與漢朝進一步親近。元帝遂以后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配他為閼氏。于是，王嬙帶著鞏固和發展漢匈友好關系的使命出塞了，這就是歷史上的“昭君出塞”。至此，呼韓邪單于與漢的和親正式建立。

呼韓邪單于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適應漢、匈人民要求和平友好的愿望、主動與漢和親，對和親的成功起了積極的作用。漢匈雙方對這次和親都高度重視，評價極高。為此元帝破例將建昭六年改為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也高度評價昭君為“寧胡閼氏”。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包頭附近發掘出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瓦當殘片，也充分說明漢匈雙方友好的關系得到了升華。以至邊境出現了“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的繁榮景象，并延至成、哀，達七十余年。而昭君和親的貢獻也成為了民族關系史上的一段佳話，影響深遠。

“這次和親開創了我國北部政權受西漢中央政權領導的先河”。中原先進的政治從而直接影響塞北，促成了塞北與中原的統一，“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7]此次和親播下了漢匈和平友好的種子，促進了民族與融合，為后來漢匈長期的和平友好關系奠定了基礎。和親已經開始演變為中原王朝羈縻政策的方式之一，并被后來的王朝廣泛的采用。

和親政策緩和民族矛盾、發展經濟、鞏固政權，并以長久之計、豐厚財物來同化、融合少數民族，將其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之下。這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不失為一條緩和民族矛盾，改善民族關系，促進民族交往和融合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