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說，包公的年薪比一個州上繳中央的稅收還要多得多。當時的十貫錢與一両兩黃金等值，那時的一両相當于現的四十克，包公的年薪相當于黃金八萬七千五百一十二克。按二○一一年七月份金值每克三百三十元計算，包公的年薪相當于人民幣二千八百多萬元。

近日讀史，無意發現有關包公報酬的記載，頗有意味。

包公在開封府當一把手的時候(《宋史.職官志》)，每月糧三十石，其中米和麥子各一半;柴禾二十捆(每捆十三斤)、干草四十捆;冬天外發十五枰(每枰十五斤)木炭;月發“公使錢”一千五百貫、“添支錢”一百貫。

包公時在中央任職，頭上還有龍圖閣直學士和尚書省右司郎中的帽子。在開封當官屬于外任藩府享受副部級待遇的高級官員。因此，包公享受朝廷無償劃撥的職務耕地二十頃(二千畝)，允許收租，不繳國稅。按每畝租米一石估算，這個進項達二千石。

如此算來，包公年收入約為：銅錢二萬零八百五十六貫、大米二千一百八十石、小麥一百八十石、綾十疋、絹三十四疋、羅兩疋、綿一百両、木炭十五枰、柴禾二百四十捆、干草四百八十捆。

按當時物價，米每石四百文、麥子每石三百文;綾每疋一千六百文、絹每疋一千二百文、羅每疋四千文、綿每両四十文;木炭每枰一百文、柴禾每捆五十文、干草每捆十九文。

把實物換成貨幣，折合銅錢一千零二十二貫，加上貨幣收入二萬零八百五十六貫，年收入約為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八貫。據時任淮南轉運史的張根說，他管理的淮南二十個州，每個州年上繳中央財政的稅約一點五萬貫。換句話說，包公的年薪比一個州上繳中央的稅收還要多得多。當時的十貫錢與一両兩黃金等值，那時的一両相當于現的四十克，包公的年薪相當于黃金八萬七千五百一十二克。按二○一一年七月份金值每克三百三十元計算，包公的年薪相當于人民幣二千八百多萬元。這個水平比目前效益好的大型國企和上市公司的老總的年薪還要高。美國前任總統克林頓的年薪是二十萬美元，布什和奧巴馬的年薪都是四十萬美元，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年薪為二百一十八萬美元。包公的年薪折合成現在的美元約為三百八十七萬美元。宋朝公務員的工資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包公時代，官員的工作很輕松。官僚制度設計上有“官”、“職”和“差遺”之分。“官”是一種等級待遇，相當于現在的“主任科員、處級調研員”之類，是拿工資的一種標準。“職”是加官的虛銜。“差遺”才是實際職務。

宋政府規定最低的官員配一名服務人員，宰相可配一百名，這些服務人員相當于現在黨政機關的附屬編制，國家發工資。碰上皇帝生日、官員退休或是死亡，政府還允許高級官員的直系、旁系親屬甚至門衛保安頂替到政府機關工作。

宋朝的公務員不僅好當，且門坎不高。宋末時，一次錄取的進士有六七百人。進士及第就任命官職。如果你高考落榜，考十五次也沒考上，那么政府就特授你“本科出身”，到真宗時應試五場而沒有及第的就可以獲得這樣的稱號。只要你有耐心、身體好，那怕沒什么水平，捱到五次高考就出人頭地了。

可以想象，包公當官的時代，有著這么高的年薪和應有盡有的各種待遇，他還犯得著去收禮收賄？為政清廉做起來也就比較容易了。這種做法跟新加坡高薪養廉的政策如出一轍。只是北宋的這種高薪政策有些離譜，不合國情。為了維護其統治秩序，北宋的公務員隊伍相當龐大，加上為了穩定邊界還要給隨時可能把北宋王朝吃掉的遼、金每年的歲幣和西夏的歲賜，最終導致政府的巨大財政赤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不久女真打入汴梁，宋朝也隨之死亡。這個教訓實在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