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國的本土教派，但是隨著他國教義的不斷向內傳播，道教在中國宗教界的地位不斷下降。

首先道教不像儒教，在漢朝就已經確立了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其次道教也不似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經過不斷的發展，很快就取得了一大批信眾。于宗教信仰一方來說，盡管佛教遭受過幾次大打擊，而道教甚至得到過統治者的依賴，佛教卻始終壓著道教。

佛教宣教義的重點在于今生來世的因果關系，所謂種什么因，得什么果。活著的時候多做好事，死后才能順利轉入輪回。活著的時候如果壞事做盡，那么等死后定然就會遭受審判，而不能登西天極樂世界。今生如果能多行善事，那么來世定然生活富足。今生如果做了壞事，那么來世就會淪為牲畜，亦或是受盡苦難。

相比于道教的超脫無為，飛升之道，佛教的教義明顯更為廣大勞苦民眾所接受。那么自然佛教漸漸蠶食道教的地盤，將道教打壓。

公元1258年，宗教界爆發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佛道大辯論。此次論道大會，由蒙古大汗蒙哥親臨主持。嵩山少林寺長老福裕和全真教高道張志敬分別率隊進行論道，結果在這次論道大會之中，道教慘敗而歸。此次論道的失敗，讓本就生存日益艱難的道教遭受打擊，

1258年，宗教界爆發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佛道大辯論。蒙古大汗蒙哥親臨主持，日漸衰沉。

到過了差不多一個世紀之后，張三豐在武當山創武當，一個新的道派——三豐派誕生。三豐派橫空出世，很快迅速傳播，進而引發了中國道教發展史上的最后一次大爆發。張三豐為什么能以一己之力帶動衰微的道教，得到最后一次大發展呢？

從思想觀點上來說，儒佛道三派實際上在唐代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合流的趨勢，但是三派中人仍然互相攻訐，不服其他三派教義。到了張三豐這兒，卻提倡三教同一的說法。張三豐認為，雖然三教分屬不同的派系，各有各的教義，但實際上都是“修身利人”。“儒離此道不成儒，佛離此道不成佛，仙離此道不成仙”，儒家“行道濟時”，佛家“悟道覺世”雖然教義偏頗但也有良做，道家“藏道度人”，同孔子一樣，老子所傳的也是“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儒家修養人道，仙家修煉仙道。

雖然三道的道路不同，但是強調的都是素行陰德，仁慈悲憫，忠孝信誠，那么人就能得到提升。

不僅僅如此，他還親自解釋教義，將儒教教義與道教教義相結合、他將儒教強調的仁義禮智信，用道教教義闡釋，為“仁屬木也，肝也;義屬金也，肺也;禮屬火也，心也;智屬水也，腎也;信屬土也，脾也。”心有五德，身有五經，天地有五行，皆缺一不可，心無仁者必無養育之念，其肝已絕，而木為之槁枯;無義者必無權宜之思，其肺已絕，而金為之朽鈍;無禮者必無光明之色，真心已絕，而火為之衰熄;無智者必無清澄之意，其腎已絕，而水為之昏涸;無信者必無交孚之情，其脾已絕，而土為之分崩。所以說“德包乎身，身包乎心，身為心用，心以德明，是身即心，是心即身，是五德即五經，德失經失，德成身成，身成經成，而后可以參贊天地之五行”

就是在這種大結合的觀點，讓他所宣揚的道教思想得到大眾的認可，進而得到廣泛傳播，促進了道教的新發展。不得不說，張三豐是有遠見的。三教合一已經成為必然，他所宣揚的思想是符合歷史發展實際的。

除了教義的新發展，在宣傳手段上，張三豐也做了努力。

相比于佛教和儒學思想的宣傳，道教一直以來都落后一大截。儒學本來就有極強的歷史基礎，每一個讀書人都會讀儒家經典，這已經是根植在骨子里的了。而佛教通過各種小故事，宣揚自己的教義，也能被大眾所接受。而道教呢？他們的教義和經典，一直以來都是晦澀難懂的，要不是潛心專研之人，甚至都不知道在說些什么。這也就導致了道教信徒的越來越少。

而張三豐卻將艱澀難讀的道教經典，如魏伯陽《參同契》、陳轉《無極圖》、張伯端《悟真篇》的煉形、保精、調神、運氣、歸真還原等修真理論以通俗易懂的歌詞形式表現出來，著成《無根樹》。這一傳播方式，很快就被大眾接受，并且備受推崇。聽的人多了，了解了道教思想，自然信仰的人也就多了。

正是從教義本身和傳播方法著手，張三豐才能促進道教的發展，帶來道教最后一次道教發展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