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的《一報還一報》(亦譯為《量罪記》)，改編自一部意大利悲劇《普洛莫斯和卡桑德拉》。故事是說維也納的一個少年紳士克勞狄奧，因為與女友未婚先孕，被本城攝政安哲魯判處死刑，由此引發一系列的戲劇沖突。這個故事有一定的真實性，因為在當時歐洲，一切婚姻外的性行為，都是重罪。

人類的性行為是哺乳動物中最為奇特的，它不是依靠遺傳密碼來觸發得以進行性行為的發情期，而是依靠人類的情感與理智來進行選擇與控制。人類和其他動物相比，有一個漫長的幼年期，需要長輩的全力合作撫養。因此在人類最早的行為規則中，將性行為嚴格控制在婚姻規則之內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古希伯來人《舊約·出埃及記》的“十誡”，其中的第七誡就是“不可奸淫”。當時法律允許將犯有婚外奸淫罪的男女雙方，用石塊活活砸死。不過對于未婚的女子性行為，則規定男方承擔支付聘禮與之成親的義務。

后來基督教的《新約·約翰福音》提到耶穌基督赦免犯奸罪的女子的故事，可是《希伯來書》又說“茍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后來歐洲基督教國家的法律沿襲的就是《希伯來書》的法則。通奸罪一律加重為死刑，有的國家雖然不處死刑，但也要受嚴懲。甚至即使國王犯下此罪，也會受到教會的處罰。比如1104年，法國國王腓力因為與安茹伯爵夫人長期未婚同居，被教皇帕斯卡爾二世下令開除教籍。兩人沒有辦法，只得在巴黎舉行的宗教會議上，向教皇的特使表示懺悔，兩人身穿苦行者的破舊長袍，光著腳下跪，表示服從教皇的諭旨，從此永遠分手。教皇也收回成命，恢復他們的教籍。

在地球的另一邊，中國古代法律對于“奸罪”要寬容得多。比如張家山漢墓竹簡中的西漢初年《雜律》中，規定通奸罪，雙方“完為城旦舂”(男子為國家筑城，女子為國家舂米)。但男子為官吏身份的，就按照強奸罪處罰，處以宮刑。到了唐代，已婚者通奸的，不過是徒二年的罪名。明清法律進一步減輕到杖九十，只是往往附加兩人共戴一枷、枷號示眾若干天的附加刑。

如果發生《一報還一報》那樣的未婚通奸，唐律規定雙方各處徒一年半，日后也不能結婚。可能是考慮到這樣的立法不近人情，明清律中沒有這樣的條文，只是規定未婚男女和奸，處杖八十。

對于被認為是不正常的性行為，中國古代法律也有更大的寬容性。就目前能夠見到的古代法律條文來說，獸奸和雞奸行為都沒有明確的罪名與刑罰。只有在明代的比附條例中，規定：“將腎莖放入人糞門內淫戲，比依穢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只是將雞奸行為作為一般的污辱侵害人身來處罰，并不認為是一種性行為。清代設置條例，凡是在搶劫、綁架之類重罪中有強行雞奸行為的，要加重為“斬立決”。

但是中國古代法律又允許私人自行處死通奸者。早在秦始皇的“會稽刻石”中，公然宣布“夫為寄，殺之無罪”，丈夫像公豬那樣鉆到別的窩里去與人通奸，妻子殺了他是無罪的。以后的法律沒有這樣的內容。后來元朝改變了傳統的法律，規定丈夫在通奸場所當場殺死奸夫及妻妾可以無罪，而捉奸告官不過是處奸夫奸婦杖七十七而已。這條法律后來被明清兩代繼承，允許丈夫當場殺死奸夫奸婦。而反過來妻子對于丈夫就不能行使同樣的私刑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