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歷代王朝寫在紙面上的律法，對“略賣人”的處罰是相當嚴重的。漢代將拐賣行為與群盜、盜殺傷人、盜發墳冢等重大罪行并提，并處以磔刑(砍頭后并將尸體分裂)。后世王朝的立法基本上沿用這類規定，只是刑罰輕重有所不同。

前兩天，著名網絡人和菜頭在他的一篇博文里說：“拐賣是因為缺乏子嗣，乞討是因為謀生乏術。拐賣兒童然后弄殘疾再送去乞討，無論從風險還是成本的角度計算，都只會是小概率事件。”我很贊同菜頭這一分析。正如世上有匪夷所思的犯罪方式一樣，肯定有奸人將騙來的小孩弄殘來乞討以博得施舍者的同情，如獲得奧斯卡大獎的電影《貧民窟里的百萬富翁》中的故事一樣。但如菜頭所言，一定是小概率，分析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項合法或非法的行當，從其成本、風險和收益入手，應當是一種理智的方式。

古代中國將拐賣人口稱為“略賣”，從漢代開始，法有明文此乃大罪，但因為有較大的收益，雖是王法如爐，這種買賣依然千百年來有人做，《史記》中多處記錄拐賣人口的勾當。《季布欒布列傳》載，被封為俞侯的欒布年少時，“為人所略賣，為奴于燕。”

據《外戚世家》記載，漢景帝之母竇太后的弟弟、堂堂國舅爺竇廣國曾被人拐賣，他和竇太后相認，是一段曲折感人的人倫故事。這位國舅爺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很顯然，這不是窮人家因生活艱難自愿賣兒賣女，而是典型的被人販子拐賣。因為竇家窮，父母沒有能力去尋找兒子。竇少君輾轉被賣了十幾家，最后賣到河南宜陽，被主人弄到山中燒炭———此類“黑窯工”真是歷史悠久。在黑炭場里竇少君九死一生，后跟隨主人去了長安。少君被拐賣時已能記事，而且這人一定是聰明伶俐的主，他記得自己的姓氏與家鄉。這時候已經長大的他聽說漢文帝新立的皇后竇氏是自己家鄉觀津人，而竇姓不如李、王、張那么多，再對照新皇后的年齡，他認為這就是當年被選進皇宮的姐姐，于是上書認親。當時竇家的父母早已故去，難保不是人想冒認皇親。竇少君特意提到年少時跟著姐姐去采桑，曾從桑樹上掉下來。提起這樣的細節，竇皇后有幾分相信。稟告漢文帝后將其召進宮廷問話，有關家鄉的事一一能對上。那時候沒有DNA檢測技術，純靠據細節判斷，竇氏再問你還記得什么事呀？

少君回答說：“當年姐姐被選進宮時，和我在驛站中訣別。姐姐請求驛站的人給我洗了個澡，又讓他們讓我飽吃了一頓，才離開我而去。”———一入宮門深如海的姐姐臨別時，對自己年幼的弟弟也就能做這些關愛了，這種細節任何人一生都忘不了的，于是竇皇后抱著弟弟大哭。結局當然皆大歡喜，皇帝降旨，賜給田舍與金錢，并封侯。

可見在古代特別是蓄奴成風的漢代，將男孩子拐賣的主要目的是做奴隸，就如拐賣弱智者進黑磚窯一樣，以此最大限度地從奴工身上榨取利益，而將好好的孩子如竇少君弄殘去乞討，其收益不如奴工，且風險更大。———無論在哪朝哪代拐賣人口并將其傷害的罪都比單純拐賣重得多。古代人販子拐賣女童，主要是賣給大戶人家當奴婢或者賣給那些養“瘦馬”的“妓女專業戶”訓練，等其長大后再讓其入青樓為養母謀利。《紅樓夢》中那位可憐的香菱(英蓮)，生在小康之家，父親甄士隱十分疼愛她。正月十五家中仆人抱著她去看燈時，仆人將小女孩放在門檻上自己去廁所小解時被人販子抱走了。甄氏“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日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后來香菱被呆霸王薛蟠搶走。在賈雨村手下當差的原葫蘆廟小沙彌將香菱的身世告知賈雨村：“這一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玩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些，然大概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可那時甄家已敗落，甄士隱因傷心而入了空門。當年受過甄家大恩的地方長官賈雨村，懼怕薛家和賈府的權勢，根本就不想救這位被拐少女出火坑———可見解救被拐兒童，還是得靠自家親人，官府是靠不住的。

當然，歷代王朝寫在紙面上的律法，對“略賣人”的處罰是相當嚴重的。漢代將拐賣行為與群盜、盜殺傷人、盜發墳冢等重大罪行并提，并處以磔刑(砍頭后并將尸體分裂)。后世王朝的立法基本上沿用這類規定，只是刑罰輕重有所不同。如唐律規定：“諸略人、略賣人為奴婢者，絞;為部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元史·刑法志》載：官民人等“但犯強竊盜賊，偽造寶鈔，略賣人口，發冢放火，犯奸及諸死罪”，一律交有司處置。可見在后人看來文明程度不高的元朝，略賣人口和造假幣、掘墓、縱火一樣是大罪。

至于買被拐賣的男孩為自家的子孫，在古代中國也有，如上文提到的唐律規定，其罪僅僅是“徒三年”，遠輕于賣為奴仆。但這種情況在處在農業社會、宗法勢力強大的中國古代并不常見。因為古代中國沒有人口控制政策，且多聚族而居，某個人沒有子嗣的話，多半由族內過繼———所謂肥水不落別人田，且族內供過繼的男孩很多，沒必要去買一個弄不清來路的男孩來頂門立戶，如此做家族長老也難以答應。

對古代王朝處罰拐賣人口行為，必須明白一點的是：因為中國古代是身份社會，人身權利是不平等的，因身份而有差別，因此被拐者的身份不同，對人販子處罰是不一樣的。拐賣別家的奴仆，在官府看來，和盜賣人家的財產不一樣。若拐賣“良人”———即自由民去給人當奴婢，等于讓一個人的身份遭到貶謫，喪失了自由，那么處罰起來尤其嚴重。如《大明律》規定：拐賣的是他人的奴婢，比拐賣良人輕一等。照此法理，竇少君和香菱都是良家子女被拐賣，人販子犯的是大罪。盡管中國古代對拐賣行為律法規定處罰甚嚴，但由于政治不昌明，多“賈雨村”那樣的官吏，此類現象很難得到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