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讀《儒林外史》，見兩個戴方巾的秀才痛打王義安的場面，覺得那是小說家言，當不得真。但是透過明朝的法令可以知道，王義安有錢但不是讀書人，硬充儒生戴了一頂方巾，那是不合規定的。兩個秀才見了先是喝斥他“胡鬧”，繼而怒從膽邊生，“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臉就是一個大嘴巴”。

當時朝廷對各色人等的穿著打扮有明確規定，那兩個秀才正是由于關心國家大事才有那樣的過激行為。這事如果發生在當下，兩個讀書人大概就克制約束自己了。大凡讀書人，絕不是認識幾個字就算稱職，更不是朝廷說什么就跟著喊叫什么，他要自己思考。但那時大多數讀書人放棄了思索，上面說什么是什么，根本不考慮皇帝說的對不對。當然，皇權也不允許別人思考。顧炎武發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的時候，往往不是新朝站穩腳跟之時。此處說句題外話，影視中曾有三國人物喊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音，太“影視”了，此話最早出自顧炎武的《日知錄》，三國人士怎么會提前說出后代的語句？

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后，頒布的一些法令良莠不齊，常呈現出小農經濟狹隘的思想。比如那些有關巾帽的禁令。禁令規定，所有文武官員，除了本等紗帽外，遇到雨天，可以戴雨帽。公差外出，允許戴帽子，入城則不許。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平常只能戴頭巾。官下舍人、儒生、吏員及老百姓，平時則只能戴本等的頭巾。至于鄉村的農夫，可以戴斗笠、蒲笠，并出入市井，而不從事農業的市井小民則不在允許之列。

(據《飄搖的傳統》)洪武二十五年，朝廷又申明穿靴禁令。規定只有文武百官并同籍父兄、伯叔、弟侄、子婿，及儒士、生員、吏典、知印、承差、欽天監文生、太醫院醫生、瑜伽僧人、正一教道士、將軍、散騎舍人、帶刀之人、正伍馬軍并馬軍總小旗、教讀《大誥》師生等，可以穿靴，但不可以用紅色扇面、黑色下樁，以免與內官內使的靴混同。因為一些地區天氣寒冷，比如山西、山東、陜西、河南及南直隸的徐州，允許百姓穿牛皮直縫靴。校尉力士和樂工，當承應差使時可以穿靴，出外則不許。其他庶民百姓，一律不許穿靴，違犯者，處以極刑。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把靴子式樣改變以后招搖過市的人不少，如南京五城兵馬司就曾查獲、嚴懲過違禁的人員，有一次捉住了38個人，這些人故意更改了靴筒子的樣式，做成半截靴、短淙靴，靴里與靴淙一般長，還安上抹口。(《南京刑部志》卷3)

封建社會結束以后，曾一度出現以衣著打扮推斷政治身份的可笑行為，說到底仍是朱元璋策略的翻版。有個外國人寫過一部書探討中國歷史，他有個問題始終弄不清楚：中國社會歷朝歷代總是出現至高無上的皇權，為什么沒有結構與原先不同的替代品？他這一問，真讓人無話可說。幾千年前，還是一個小農民的劉邦看見秦始皇出游，羨慕地說：“大丈夫當如此也。”項羽則說：“彼可取而代之也。”以后的人雖然沒有這樣直白地說出來，想法和做法卻和他們出乎意料的一致，其中就有朱元璋。

皇帝影響全國人民，全國人民都有濃烈的皇帝情結，皇權一茬接一茬也就不新鮮，很自然老百姓也就有意無意以皇帝是非為是非。《儒林外史》里的王義安也就很自然被打。

明朝這些等級森嚴的法律條框，實則是極度封建統治下的縮影。而朱元璋頒布的那些條條規規，某種程度上也是反映了他叫花子出身的那點小農經濟狹隘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