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歷史上下五千年，大小王朝七十余個，沒有任何一個王朝的國號，像契丹族建立的“大遼”這般神秘。迄今為止，關于“遼”的解釋仍無定論。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稱“遼”為“鑌鐵”;陳述先生認為“遼”的含義指代草原或沙漠;在馮永謙先生看來，“遼”即“遼闊”之意;學界的一般看法是“遼”可能與“遼水”有關;據新的調查研究，“遼”與如今的遼寧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關聯……尤為特別的是，劉鳳翥先生通過破解已成絕學的契丹文字，發現遼朝使用的居然是“雙國號”：契丹遼或遼契丹。

金太祖立“金”克“鑌鐵”

在《“大金”國號之起源及其釋義》一書中，陳學霖先生提到“遼”國號的起源問題，指出“大遼”國號意為鑌鐵，史料佐證出自大金開國皇帝完顏阿骨打的圣諭。

詮釋“大遼”名稱之意的金太祖圣諭是這樣說的：“上曰：‘遼以鑌鐵為號，取其堅也。鑌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也就是說，完顏阿骨打之所以立國號為“金”，是為了克制以“鑌鐵”自居的遼，鑌鐵再硬，終不及金。

在《草原與帝國：4—10世紀契丹·遼王朝的形成》一書中，馬頌仁先生指出：“最近的材料表明，‘遼’這個名字以一種詞語的變形形式進入到蒙古語詞匯中，遂演變為loqa，其義為‘鐵’。此處，用以表示‘鐵’的是‘遼’而不是‘契丹’，關于它的解釋或許來自于阿骨打的那條圣諭。”

馬頌仁表示，契丹族是起源于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的一支游牧部族，而老哈河的河名本意，在蒙古語和滿語中的意思很可能是“鐵水”。在歷史上，很多游牧民族都習慣以自己生存的地域或臨近的河流來命名本部落的名稱。那么，為何老哈河意為“鐵水”呢？是指河水的顏色如鐵？還是喻指河流奔騰，若生鐵般強橫？

有語言學家為驗證契丹族與今達斡爾族之間的承繼關系，還特意查找契丹語中指代“鐵”的單詞，并與達斡爾族指代“鐵”的單詞相比較，從中尋找彼此間的對應關系。

金滅鐵，銀滅金是后人附會

一說到“遼”，勢必與遼的另一國號“契丹”掛鉤。而破解“契丹”本意，則有助于解讀“遼”的真實含義。我國著名遼金史專家陳述先生認為，“契丹”一詞大概指的是草原或沙漠。

契丹一名的漢義，過去的說法是“遼以鑌鐵為號”，以后演化為遼、金、元三朝國號的對比，即金對鐵，銀對金。似乎三朝互替，一物降一物，是接續王朝為克制前朝而特意起的國號。這種說法看似順理成章，但時間次序不對。

陳述先生表示，如果說蒙元的國號實意為“銀”，是針對金朝國號所起的，那么，蒙元的國號起名時間應該晚于金。但實際上，蒙元的名稱卻早于金。也就是說，遼、金、元三朝“金對鐵，銀對金”生生相克的說法是后人附會的，是站不住腳的。

那么，“遼”乃至“契丹”的真實含義究竟為何意呢？陳述先生通過考證與契丹同根的“奚族”及與契丹族血緣極近的“室韋”族名稱的來由，提供了一個極有參考價值的歷史信息。在陳述先生看來，契丹和奚族操共同語言，也長期毗鄰，過著同樣的經濟生活。認識了奚、契丹的密切關系，還應當了解契丹、奚、室韋在歷史過程中，實際上是同一族的不同部分。《隋書》中說：“室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為室韋。”室韋，蒙語，達斡爾族謂之“森林”。那么“契丹”一詞的本意，是否與和森林相對應的草原、沙漠有關呢？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時，不少部落被稱為“森林中人”、“草原中人”。契丹族長期生活在草原沙漠區域，過著游牧生活。“契丹”之意，或許真如陳述先生的推斷，是“生活在草原地帶的人群”。

“遼”與遼寧有何歷史淵源？

關于“遼”朝國號的內在含義，馮永謙先生認為是“遼闊、遼遠”之意。在遼代，契丹官吏迎接宋使，往往不走直路而循迂曲，目的是向宋使夸耀其疆域廣大。那么，今天遼寧的“遼”字又是何意，是否源自大遼之“遼”呢？

關于遼寧之“遼”的含義，有兩種解讀，一說為“天遼地寧”;二說指“遼河”。若是前者，意義雖寬泛，卻與馮永謙先生詮釋的“遼”字含義基本一致了;若是后者，同樣與大遼之謂神貌暗合。

因為，學界普遍認為遼朝因遼水得名。猶如金朝以“按出虎水”為其國名，而“按出虎水”的女真語意思是“金”。劉浦江先生在《遼朝國號考釋》中曾指出，遼水是潢河、土河合流后的名稱，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遼河。

澳大利亞麥克理大學康丹先生表示，契丹語的“遼”單詞與蒙古語中表“吉祥、有福”的那個單詞有關。這個蒙古語單詞在當時指代一條河，這條河在遼朝如何稱呼，人們尚不知曉，但此河最終是匯入西遼河的。指代這條河的單詞與“遼”將是同一水系在不同流段的契丹語名和漢語名。

眾所周知，契丹族源于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而這兩條河恰是遼河的上源。兩條河水合流形成西遼河，在今昌圖入遼后，沿途匯合太子河、渾河等水系一路南下，最開始由營口入海。后在今盤山縣六間房附近分流，形成一條雙臺子河由盤山縣注入遼東灣。簡言之，一千多年前的契丹人與今天的遼寧人都是喝“遼河水”長大的。這一方水土賜予了古今遼人同樣的身材體貌，也在他們的血脈中注入了相似的氣質基因。

在今天的遼寧境內，殘存的遼塔至少有幾十個，被專家發現的遼城有上百座。被認定為蕭太后家廟的宏偉奉國寺在遼寧義縣，遼代的東京陪都在遼寧遼陽，遼代北府宰相蕭義的家族墓地在法庫葉茂臺，埋葬四位大遼皇帝的乾陵、顯陵在遼寧北鎮，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修筑的鎮海口長城在遼寧大連……

有人說，遼代的主要都城(上京、中京)與皇陵(遼祖陵、遼慶陵、遼懷陵)在今內蒙古的巴林左旗、巴林右旗與寧城境內，也就是今天的內蒙古赤峰轄地，這與今天的遼寧有何直接關聯？要知道，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赤峰歸遼寧管轄，過去叫昭烏達盟。1983年10月10日，經國務院批準，撤銷昭烏達盟建制，設立赤峰市。若按這一歷史源脈評判，蕭太后的家廟、大遼國的三座都城、上百座頭下軍州、所有的皇陵都曾在遼寧境內。可見，風華絕代的大遼國與今天的遼寧淵源不淺。

史上罕見，忽而契丹忽而遼

在大遼218年的歷史上，“大契丹”與“大遼”兩個國號是交替使用的。

公元916年，阿保機建立契丹國時，契丹僅僅控有塞北地區，故其國號為“大契丹”。938年，后晉割讓燕云十六州給契丹，于是遼太宗為這一新納入的版圖創立一新的國號——大遼。947年，遼滅后晉，遼太宗將晉改為“大遼”，把大遼這塊漢地的國號擴展到中原。但太宗北歸后，中原旋即易主，此后大遼國號仍只用于燕云漢地。于此同時，在長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繼續采用“大契丹”為國號。遼圣宗時，國號仍為“大契丹”。但到了遼道宗朝，公元1006年，復改“大契丹”為“大遼”。不過，《遼史》絲毫未記載歷次改國號之事，這是非常罕見的一種現象，在中國史書中是絕無僅有的。清朝學者屢屢指責《遼史》太過疏漏，如錢大昕云：“按遼自太宗建國號大遼;至圣宗統和元年，去遼號，仍稱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復稱大遼。《遼史》中皆沒而不書。”馮家昇先生認為，《遼史》的編纂者沒有記載歷次國號的變更情況，也許是他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問題是，統治政權定立國號是一個非常莊重、神圣的事件，乃是本身的政治文化標識，宣示新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而遼統治者卻三番五次地更改國號，意欲何為？當時的歷史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2002年2月，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寶力罕吐鄉出土了漢字蕭興言墓志銘和契丹大字永寧郡公主墓志銘。《燕京學報》發表了劉鳳翥、唐彩蘭的《遼“蕭興言墓志”和“永寧郡公主墓志”考釋》。此文考釋出契丹大字中的“大中央哈喇契丹國”等詞語和詞組。據劉鳳翥考證，音譯的“哈喇”應意譯為“遼”。

1993年7月，內蒙古文物考古所在內蒙古自治區阿魯科爾沁旗的罕蘇木蘇木的朝克圖山之陽出土了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銘》。2005年冬，劉鳳翥給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塔拉所長寫信，建議盡快研究發表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銘》，塔拉所長同意劉鳳翥的意見。于是，由劉鳳翥起草了《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銘>考釋》寄給內蒙古考古所，稿件隨即在《內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發表。

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銘》的志蓋和志文，均以四個契丹字開始。其中，第一個字與第四個字已被解讀，是“大”與“國”之意，對這兩字的解讀在契丹文字學界已達成共識。以此推理，夾在“大”與“國”之間的兩個契丹字只能是國號名。遼代的國號只有“契丹”和“遼”兩個稱謂，而契丹大字中的“契丹”一詞已經被破譯，不是《耶律祺墓志銘》開頭的四字中間的兩個字。那就是說，這兩個神秘的契丹字的意思舍“遼”莫屬，“遼”的契丹讀音是哈喇，哈喇契丹就是“遼·契丹”之意。

劉鳳翥先生還發現，在使用契丹大字的范圍內，遼代實行“遼·契丹國”或“契丹·遼國”的雙國號制。在漢字文獻稱國號為“契丹”的時期，在契丹文字中則稱國號為“契丹·遼國”，雙國號中的“契丹”置于“遼”之前;在漢字文獻中稱國號為“遼”的時期，在契丹文字中則稱國號為“遼·契丹國”，雙國號中的“遼”置于“契丹”之前。《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銘>考釋》首次闡明了遼代的雙國號制，通過劉鳳翥先生對契丹文字的解讀，破譯了契丹族建國后采取“一國兩號”的政策體系。

在一個王朝內，采用“南北面官”雙軌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這是大遼王朝在行政體制上的偉大創舉，也是契丹族逐漸融入中原文明后的醒目標志。而“一國兩號”的發現，正是這一史實的不朽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