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其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稱“蘇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亦善書，為“宋四家”之一；工于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傳世。

蘇東坡“與妓游”是風流好色嗎

近日讀一篇摘編劉達臨《孔子與性文化》的文章《唐宋八大家大多風流好色》，文章講，“唐宋八大家”：韓愈、柳宗元、王安石、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與曾鞏，雖然他們都是歷史上的正面人物，文章千古流傳，人們讀了他們的詩、詞、文章肅然起敬，可是從現在可以找到的資料分析，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很風流、好色。其中講到我們敬愛的蘇東坡先生，覺得有話要講：蘇東坡真的風流好色嗎？

這篇文章說，蘇軾私生活的浪漫是出了名的。文章舉例《揮麈錄》：“姚舜明庭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東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后鳴鑼以集，復會圣湖樓，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云集，夾道以觀行騎過，實一時盛事也。”正因為有這種生活情趣與經歷，蘇東坡寫過不少旖旎、纏綿、香艷的描寫男女之情的詩詞，其中也不乏佳作。其實，對蘇東坡與名妓交往之事，歷史上不少文獻也均有記載。明代著名學者陶宗儀的《名姬傳》記載較為詳盡，與蘇東坡有過交往的有名字記載的名妓有王朝云、秀蘭、周韶、瓊芳、琴操、馬娉娉等。

然而，由此就斷定蘇東坡風流好色，似乎不太公正。我認為，還是清代阮葵生在《茶余客話》一書中所言：“東坡生平不耽女色，而亦與妓游。”的評語較為公正。

關于蘇東坡“與妓游”的傳說，多發生在多姿多彩、美麗浪漫的杭州。林語堂先生曾說過：“由文學掌故上看來，蘇東坡在杭州頗與宗教及女人有關，也可以說與和尚和妓女有關”。“蘇東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參與，絕不躲避。”蘇東坡參與的西湖游樂分為兩種，一種是家庭同樂，一種是挾妓游湖。他的挾妓游湖，都是同官衙僚屬同游的。如林語堂說的那樣：“在蘇東坡時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務之間與歌妓相往還，是官場生活的一部分。”“歌妓在酒席間招待，為客人斟酒，為大家唱歌。她們之中有不少頗有天賦，那些會讀書寫作擅長歌舞的，多為文人學者所羅致。”

這種現象的發生，有著一定的時代背景。一是世風使然。瑰麗的宋朝以其嫵媚的魅力超越漢唐，在趙匡胤崇尚文人治國的國策指引下，形成了宋朝表面發達、文盛實衰的國風。在此國風醺然下，宋朝的妓女業十分發達與活躍。按市場需求，有“官妓”、“市妓”、“私妓”之分，其中“官妓”最為人們所仰慕，他們不只相貌出眾，而且才華出眾。林語堂說道：“歌妓唱的都是談情說愛的歌曲，或輕松，或世故，或系癡情苦戀，或系假義虛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魚水之歡。高等名妓也頗似現代夜總會的歌女藝人，因為芳心誰屬，可以自由選擇，有些竟有不尋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宮，夜訪名妓李師師家。總之，當時對妓女的看法，遠較今日輕松。”

二是文風使然。在宋詞發展繁榮中的過程中，歌妓起到了發揮詞的功能、促進詞樂結合、推動詞的傳播等作用。宋詞在中國以一種特殊的傳統發展出來，當時一批高級“名妓”在中國文學史上嶄露頭角，她們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詩人，有些與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林語堂講：“中國詩歌經文人亦步亦趨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時期之后，詩歌已成了一連串的陳詞濫語，這時往往是這種名妓創一種新形式，再賦予詩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說音樂與詩歌是她們的特殊領域。因為演奏樂器與歌唱都受閨閫良家女子所歧視，原因是那些歌詞都離不開愛與情，認為對情竇初開的少女有害，結果音樂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傳下來。”“她們這一階層，與中國歌曲音樂史的發展，及詩歌形式的變化，密不可分。”由此，文人與歌妓關系密不可分，便順理成章了。

然而，即使如此，林語堂說：“根據記載，蘇東坡沒有迷戀上哪個歌妓，他只是喜愛灑筵征逐，和女人逢場作戲，十分隨和而已，他并沒有納妾藏嬌。”《五燈會元》中載有蘇東坡與江南名妓琴操較量頓悟的佳話，引起后世文人郁達夫興趣，結果害得他專程到杭州看完八卷臨安志，未見東坡琴操一段情。

說蘇東坡風流好色一文還舉蘇東坡“春娘換馬”一例來指責蘇東坡，稱蘇東坡竟答應用婢女春娘去換朋友的一匹馬，以致春娘以頭撞樹而死。誠然，宋代不乏把女子作為自己遣興、抒懷、發泄、娛樂工具之文人，但蘇東坡是否是這類文人，是值得商榷的。有學者研究指出，“春娘換馬”典故出自明末馮夢龍編的《情史類略》，馮夢龍又從明朝人鐘惺編的《名媛詩歸》抄來的。學者查閱宋元明清有關蘇軾的筆記、傳記及關于蘇軾的論文，尤其是寫他家庭姬妾、歌姬詩詞的文章，沒有這條記載，說明此事沒有可信度。相反，根據史料記載證明，在同時代的文人中，蘇軾是最尊重女性的，包括歌妓。

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研究史料說，有兩個與蘇東坡特別親密的女人，才女琴操聽從了他的規勸，自己贖身之后，出家為尼；朝云后來成了他的妾，伴隨他度過了艱難而又幸福的歲月，成就了一段愛情佳話。再如，現有一份宋拓蘇字帖，上面記有一個妓女的一首詩，叫做《天際烏云帖》，是從第一句詩得名的。帖里說的是營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書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賽喝茶，都曾獲勝。蘇東坡經過杭州，太守陳襄邀宴，周韶也在座。宴席上，周韶請求脫除妓籍，客人命他寫一首絕句。周韶提筆立成，自比為籠中白鸚鵡“雪花女”。蘇東坡補言當時周韶正在居喪，著白衣。眾人都受感動，周韶遂脫籍。

林語堂還說：“蘇東坡寫了有關女人的抒情詩。但從來不寫像他朋友黃庭堅寫的那種艷詩。”蘇東坡寫歌妓的詞和柳永、歐陽修、黃庭堅的同類詞進行比較，品位高下立判。蘇東坡所有寫歌妓的詞，都是贊美她們的美麗、聰慧，舞姿的輕盈，歌喉的清越，絕無“浮艷”成分，相反地，常有一種關懷愛護之情。前人說蘇軾有伯夷、柳下惠之風，誠非妄語。同時，蘇東坡還在文人中享有“重友輕色”美譽。《茶余客話》說蘇東坡：“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女妓，絲竹之聲，終日不輟。有數日不接一談，而過客私謂待己之厚。有佳客至，則屏妓銜杯，坐談累夕。”宋人施德操《北窗炙輠》中也談到蘇東坡的待客之道，說他招待客人之時，如果不喜歡此人，就請歌妓唱歌勸酒，用絲竹之聲聒噪耳朵，終席不和此人交談。如果遇到喜歡的朋友，蘇軾就會摒去聲樂侍女，杯酒之間，終日談笑。

其實，在如何對待古代文人的態度上，今人總有些偏頗，缺少時代背景、文化習俗尤其是人性人格等主客觀因素的剖析。還是林語堂先生講得好：“蘇東坡這個人物個性太復雜，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學家；同樣，也因為他深究儒學，故也不能為醉漢。他對人生了解得太透徹，也對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婦人之間。”“在蘇東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與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詩歌與哲學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悻的。因為他愛詩歌，他對人生熱愛之強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愛哲學，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會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詩歌、豬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綠水青山，同時，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會染上淺薄尖刻、紈绔子弟的習氣。”

看過《品中國文人》作者劉小川的一段話，是頗有見解的：“蘇軾與女性，值得認真研究。有些史料稱蘇軾‘心不昵婦人’，這話也對也不對。唐宋文人，幾乎無一例外地鐘情優美的女性，但蘇東坡和白居易、歐陽修、晏殊父子及柳永、張先有明顯的區別。依我愚見，唐宋文人和女性不可須臾分割的緊密聯系，應當進入嚴肅的歷史學者、文學史家們的視野。揭示生命的本質與發現歷史的規律，也許是同等重要。”博友，你意下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