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遠古時代，對色覺有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在古人心目中，綠色是一個“卑微”的色彩。“穿紅掛綠”對于今人是服裝鮮艷的意思，穿綠對于古人來說，是表示身份的卑賤，戴綠更是一句十分難聽的罵人話，由此引出來東方文化的“綠帽子”話題。

先設(shè)問一下，綠色何以遭此厄運呢？《廣韻》中解釋綠為“青黃色”，孔穎達注疏“綠，蒼黃之間色”。現(xiàn)代色彩學(xué)將色分為原色、間色，原色有紅黃藍三種，即“三原色”，古代我國將原色稱作“正色”，正色有紅黃藍白黑五色，正色的地位是很高的。如秦朝以“水德”王，“水色黑”，因而秦代的旌旗都是黑色的;古人認為地是黃色，位置在中央，所以皇帝服黃色。

到清代有正黃白紅藍和鑲黃白紅藍“八旗”，都是正色。而綠旗兵排在八旗之外，皆是漢人軍隊。綠之地位不高，就因為它是間色，是藍色和黃色調(diào)和而成的。綠色喻為“賤”自《詩經(jīng)》始，《邶風(fēng)·綠衣》中“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是說古人以黃色為上，綠色為下，而綠作了上衣，而黃作了下裳，上下易位，比喻夫人失位賤妾上僭，所以“心中憂矣”。綠色在三千年前已被視為卑微卑賤。至于綠帽子更是有源流可查的。

“戴綠帽子”是指妻子與別人私通的丈夫，這種說法一開始不是這樣的。春秋時，有賣自己的妻女求食者，都要裹綠頭巾，以別貴賤。從這里看已經(jīng)有了羞辱的意味。到了漢代仍然如此，《漢書·東方朔傳》中記，館陶公主是漢武帝的姑母，中年后寡居。后來和很年輕的情夫董偃出雙入對，一日漢武帝來看姑母，她讓董偃出來覲見，董戴“綠績”謁見漢武帝。這種打扮是奴才身分。李白有詩云：“綠績誰家子，采珠輕薄兒。”唐代貞元年間，《封氏見聞錄》記載，延陵令李封對凡是犯罪錯的官吏不加杖罰，只是讓他裹綠頭巾以羞辱，錯誤嚴重的戴的時間長，輕微的則短，可見“戴綠頭巾”已經(jīng)作為了一種懲戒。

綠色到了元代更是卑賤了，“戴綠帽子”成為典章中的條例。元典章對綠衣綠頭巾作了明文規(guī)定，至元五年(公元1111年)，準中書省札，凡娼妓之家，其家長親屬男子均要戴綠頭巾。其實這已經(jīng)有了特殊行業(yè)的著裝規(guī)定。到了明朝，規(guī)定伶人不僅要裹綠頭巾，還要兼穿綠衣，將綠頭巾又發(fā)展了一步。在那個時候，穿綠不僅僅是卑賤了，還是對人的一種侮辱，這就發(fā)展到后來罵人用“戴綠頭巾”“戴綠帽子”，這種罵人話的由來始自元明以來的典章。

穿綠是對人的輕賤乃至侮辱大概只有我們古代如此。《燕翼詒謀錄》記，李后主投降后朝京師，群臣隨才任吏，但公卿將相多為小官，而官服一律為綠色，“以示別于中國也”。綠色降官服與衣緋著紫的朝官服一目了然，投降的官員歷來如此，其中輕蔑侮辱的成分不言自明。的確，綠色從色彩角度說不如紅的鮮艷奪目，陳望道曾說過：“試披綠衣服于小孩身上，不見其若何歡躍，如披以紅衣，小孩必狂喜跳躍為榮。”但綠色是植物的顏色，古人多以自唱：“綠浮杯影月篩花”、“批頰穿林叫新綠，”詩人雖然喜愛自然的綠，然而一穿在身就成了卑賤。

綠袍也曾是貴人之服，《后漢書·輿服志》中載，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穿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綠袍。在唐代，綠袍又是下級官員的朝服。元稹有詩云：“無限公卿因戰(zhàn)得，與君依舊綠衫行。”這里可以看出“綠衫”官的品位很低，白居易有憶元稹的詩說：“分手各拋滄海釁，折腰俱老綠衫中”，這都是比喻官職卑微，此以“綠衫”為代名詞，足可見綠色的地位。

綠色之所以總是在正色之下，這是因為綠本身是由黃和藍組成的，是間色，古人貴正色而賤間色，這是千載不變的，雖然有時也會用綠色作為對比色，但決不能僭越正色，而“綠”字本身常與卑賤相關(guān)聯(lián)。像“綠冠軍”是指娼妓的丈夫，“綠衫”指官職卑微，至于“戴綠帽子”與罵人“烏龜”、“王八”是同義語，更是讓人難以啟齒。對待“綠”有偏見，的確是不公正的，從狄仁杰著綠袍可以看出他是職位低下的“小官”。可喜的是，時至今天，人們對綠早已沒了偏見了。我國郵政專用顏色就是綠色。目前，在大街上，到處是穿紅著綠的姑娘和小伙。因為現(xiàn)代人的審美觀沒有古人那么多條條框框，只要賞心悅目，只要給人以美感就可以穿戴。因為各種色彩對現(xiàn)代人來說都是平等的，根本沒有尊卑貴賤之分，從這一點看，時代是進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