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刑罰是極度殘酷慘烈的，隨便舉個例子“活剝人皮，填草示眾”、“腰斬”、“凌遲”等就可以讓人不寒而栗，然而更殘酷的要屬株連九族，那么，株連九族的歷史演進又是如何的？

古人常說，一人做事一人當。可事實是，一人做事需要大家當。意思是一人擔當并不能完全徹底起到處罰作用，連坐被罰更能顯現警示作用。問題是，“夷三族”就夠慘無人道了，何以夷滅九族？

一個國家的刑罰總是針對這個國家最推崇的價值觀念，越是價值觀念推崇的就越會被用做處罰的對象。中國古代強調家族倫理，于是就設計出讓一人犯罪、全家受罰的處罰方式，來警告人們不得輕易觸犯法律。這種“株連”親屬的連帶刑事責任是中國古代刑事法律的重要特色之一，法律上的正式稱呼叫做“收孥”或“緣坐”，如果全部都處死的叫“族誅”。

從現有一般的史料來看，歷史記載上最早明確實行“三族”法律的是秦國。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國的第四代國君秦文公在公元前746年實行了這一法律。過去一般都認為這時的“三族”主要是指罪人的父母、妻子及子女、同胞兄弟姐妹，但現在很多學者認為“三族”指的是罪人的全部直系親屬，以及最近的旁系親屬（兄弟姐妹），配偶。稍微減輕一點的是“族誅”，據說就是殺光罪人的妻子、子女。此外秦漢時的法律有專門的《收律》，規定被處以完城旦（筑城苦役）、鬼薪（伐木苦役）以上刑罰的罪犯，以及因為犯奸罪被處以宮刑的罪犯，都一律要“收”妻子、子女為官府奴婢，房屋、土地等等財產也全部沒收。

漢文帝即位的當年，即公元前179年，進一步實行改革。漢文帝下詔：法律是治理國家最公正的手段，它禁止暴虐，指導和保護善良百姓。現在有人犯罪，就要將其無罪的父母、妻子和子女、同胞兄弟都視為罪人而收孥，朕認為這不適當，請討論廢除。

可是朝廷大臣卻表示反對，認為百姓不能自治，所以才用法律來禁止，用互相有連坐收孥的關系來牽制他們，使之不敢犯法，這是久遠以來的法律，還是不改動為好。漢文帝卻仍然堅持，再次下詔：朕聽說法律公正百姓就善良，罪刑相當老百姓就服從，而且教育百姓使之善良是長官的責任，既不能正確引導，反而用不公正的法律來治罪，是驅使百姓走向暴虐，怎么可能禁止暴虐？朕看不出這有什么好，請進一步討論。

大臣這才同意廢除親屬相坐的“收律”。同時這位銳意推進刑罰改革的漢文帝再次明確宣布廢除“夷三族”。不過后來因為他受了騙子新垣平的欺騙，于是一怒之下，將新垣平“夷三族”，這樣夷三族就又得以恢復，“族誅”也一直保留在刑罰體系中，只有“收孥”以后確實不再普遍使用了。

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演變，唐朝的法律中緣坐家屬的罪名被限制于謀反大逆、謀叛等嚴重侵犯皇權的犯罪，以及“不道”中的一些嚴重侵害統治秩序的犯罪。換言之只要不反對皇帝，皇帝也不殺你一家子。

謀反大逆罪犯的父親、兒子都處死，但女性親屬以及祖父、孫子、兄弟以及未滿16歲的兒子都不殺，收為官府奴婢。另外年滿80歲以上的男性親屬、年滿60歲以上的女性親屬可以免于處罰。伯叔、侄子等親屬都要處以流三千里。唐朝的法律被后世繼承。以后明清的法律將謀反大逆的緣坐處罰加重，罪犯的大功以內的16歲以上的男性親屬全部要被處死，女性親屬全部沒為官奴婢。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知道，“株連九族”主要是一個統稱，并非嚴格的法律用語。《史記》提到的荊軻刺秦王后，秦王屠殺荊軻“七族”；王充在《論衡》中又說是誅殺荊軻的“九族”。《隋書》記載隋文帝在鎮壓了楊玄感的起兵后，“罪及九族”。傳說明成祖朱棣起兵奪取皇位后，原來擁戴建文皇帝的主要文臣之一，當時南方的名士方孝孺寧死不屈，不愿為明成祖起草詔書，明成祖威脅他說：“難道你不顧及你的九族嗎？”方孝孺說：“便是十族奈我何！”明成祖或許認為方孝孺這句話是對他獨創能力的蔑視，于是將方孝孺的學生全部抓來充當九族之外的第十族，據說一共殺死八百多人。不過這一說法并不見于較為嚴肅的史籍。

中國社會，自古就是按照家族方式生存的。《紅樓夢》展示給我們的就是：四大家族，盤根錯節，利益均沾，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有利益的時候，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有禍難的時候，你說反倒能夠超脫嗎？在這一點上倒是邏輯一貫的。

為何要滅九族，看了以上內容就可獲知。在中國，我們就是以家族的方式而生存的，家族式的團隊組織，即便關系盤根錯節，但脈絡清晰。利益均沾，一呼百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特別說明，“株連九族”是封建社會維護統治基礎的手段，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