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二十四史，家族腐敗史不絕書。民間流傳了幾千年的古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可以視為家族式腐敗的一個最為通俗的注解。然而，家族式貪官只不過是家族式腐敗的冰山一角。家族式腐敗有兩種情形，一是身居要職的官員，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員依仗權勢侵吞國家、社會財富，形成貪官家族;一是有些腐敗家族不只貪財，還企圖控制政權甚至取而代之。為了做好有效防控，保衛帝王這一小家，針對不同類型的家族勢力，出現了不同的做法和制度。

外戚之家，以“祖宗成規”制之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親戚也。“祖宗成規”成為制約外戚的重要法寶。東漢時，“后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宋代為皇帝選皇后，特意“選于衰舊之門，庶免他日或撓圣政”。所以，宋代“女子之防尤嚴”，不允許后妃預政。個別得寵后妃，恃寵干政，皇帝一旦發現，也予以嚴裁。這些“故事”，被固化為“祖宗遺訓”，深入人心，轉化為朝野人士的共識和自覺，是對后妃勢力的最有力的制裁。

宋代重文輕武，外戚“不得任文資”，就不可能占據要職，自然也形成不了太大的政治勢力。但也有先為高官而后聯姻而成外戚者，則可任文官，但一不許任侍從官，二不許任二府要職。宋代凡帶殿閣待制以上職名，皆為侍從官。因此，宋代外戚受到很好的抑制，沒有形成勢力集團。把持朝廷、弄權舞弊的只有外戚韓侂胄和賈似道，且都出現在南宋后期朝綱混亂之際。

但是，這些制度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實，外戚就會成為心腹之患，如到了清代，雍正歷數外戚年羹堯種種罪狀共九十二款，款款都直指權力家族化與腐敗，都“當大辟，親屬緣坐”。

士大夫家族，科舉上抑制“官二代”

士大夫家族一旦擁有權勢，便成為家族腐敗的源頭，或者說，家族腐敗是權力腐敗的變種或形式，而且單個人腐敗一旦上升到家族腐敗，往往便形成政治權力斗爭。因此，家族腐敗威脅政權。最低層次上容易引發黨爭，任人唯親，是政壇上的毒瘤，因此，歷代帝王都采取了相應的防控措施。

一個很重要的舉措是，科舉上抑制官二代。科舉在長達1300多年歷史上為寒門士子晉身參政提供了機會，但各個時期都有相當一部分官員子弟并非依靠自己的真才實學，而是倚仗父輩的權勢實現金榜題名，這實際上剝奪了很多寒門子弟的政治權利。因此不少帝王有意識地將抑制官員子弟應試作為獎掖寒士、體現公平的一種手段。唐代明確提出“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宋代專門創立了“牒試”制度，規定官員子弟、親戚、門客須專送別處考試。

為了防范家族權力過甚而腐敗，宋朝還規定，官爵不能世襲，此后更是形成制度，這就使官員的權力“一代享用便盡”。王明清在《揮麈前錄》提到，本朝父子兄弟為宰執者有二十余人，但是他們并不單純依靠老子的權勢，主要還是憑個人的奮斗，依賴于選官制度。因此，他們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時時表現出維護皇權的一面。

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內閣首輔翟鑾的兩個兒子同登進士，時人譏之“一鸞當道，雙鳳齊鳴”，翟鑾也因此被彈劾“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將翟鑾父子罷黜為民。萬歷八年(1580)，內閣首輔張居正的第三子張懋修考中狀元，長子張敬修同時中進士。消息傳來，輿論嘩然。馬上令人想到三年前其二子張嗣修已考中了榜眼。時人作詩諷刺：“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做探花郎！”兩年以后張居正去世，張氏兄弟考中狀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張居正的一大罪狀。咸豐八年(1858)，發生的戊午科場案中，主考官柏葰因家人收受考生賄賂，事發后被處以死刑。清朝康熙時亦曾要求大臣子弟參加考試單獨編字號，規定取中名額，以實現“大臣子弟既得選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同時，不少帝王對于官員子弟參與科舉舞弊實行嚴懲。

為了從根源上控制權力家族化的腐敗趨勢，從源頭上分散權力、從刑法上約束以及實行言官制等舉措都收效明顯。

職差分離抑制權力。宋朝別出心裁，在權力控制的頂層設計上實行官職差分離。“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官”就是官銜，相當于一個級別，虛銜。領工資的依據，權力沒有，這叫“寄祿官”。“職”就是職務。相當于一個位置，上班部門，起到只是區別地位和等級的作用。“差”即皇帝臨時“差遣”，等于現在的出差、某項具體任務。有了“差”，才有事權，稱為“職事官”。但這只是臨時的，事兒辦完，得等下一次差遣。“非奉別敕，不得治本官事”。這一制度在明清兩代都有所繼承。

刑法上約束家族權力。北宋初長安“多仕族子弟，恃蔭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者”。官宦家族子弟橫行不法，是作出公正的懲罰還是給予豁免的特權？宋初規定，官吏的兒子、部屬犯貪污受賄罪，自己也要負刑事責任。翰林學士扈蒙的養子“盜官鹽”，被連降多級，黜為左贊善大夫。司馬光主張：“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宋代規定，州縣法官獨立進行審判，不得征求上級法司的意見;上級法司如果干預州縣法官審判，則以違制追究責任;御史“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書取意”，即法官可以不必理會皇帝與宰相的意見。

利用臺諫系統獨立制約。臺諫始于春秋，至明朝至為完善，又稱言官。言官的職責就是指出皇帝及百官過錯的官，即專門挑刺的官。它職級不高，地位卻很高，獨立于行政系統，掌監察之權，形成“二權分立”之勢，這使得制度性的“硬約束”顯得有力量。如嚴嵩家族腐敗20年間，言官從未停歇過對嚴嵩父子的斗爭。雖然言官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重則被殺害，輕則受杖責、遭流放，但仍然彈劾不止，終使嚴嵩父子得到應有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