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個很有深味的王朝，無論贊者還是罵家都不算少。記得汪盛鐸先生在《兩京夢華—宋代卷》一書中稱宋朝是個“令人困惑的朝代”。何處令人困惑呢？實際上與那些人頌人罵之處大有關系。

比如，在學術上，宋朝碩果累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在我國古代史學史上的地位，恐怕只有《史記》才能與之相比。二十四史中有三史完成于宋代。宋朝人不僅編撰了唐、宋、五代三代的“會要”和《通志》，還創立了史學著作“紀事本末”新體裁;“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是宋人。宋詞在中國詩歌史上堪稱一絕，與唐詩、元雜劇、明清小說一直相提并論。在其他方面，宋朝可圈可點之處也很多。例如在政治制度上，宋朝創造了高度中央集權的新體制，統治術為明清所效法，成為中國近古長期存在的一種國家制度。

但宋朝也是一個令人感到恥辱的朝代。在宋朝與鄰國交戰的記錄中，沒有幾次是以宋朝得勝為結局的。宋朝打不過北方強大的契丹，只好給人家年年納貢。黨項族建立的夏朝是個只有很少領土的小國，宋朝也要給夏朝年年輸送“賞賜”。南宋對金作戰，也是勝少敗多。可以說，宋朝的軍事史簡直是一部屈辱史。國人傳言湯因比說愿意生活在中國宋朝，但湯因比在哪部著作里講過這樣的話，卻語焉不詳。

學術上多元是好事，益處遠勝于輿論一律。不論贊還是罵，都有利無害。別的不說，在兩宋統治的幾百年里，僅沒有大的文字獄這一項宋朝就很可愛。據說在皇宮的一個秘殿里面，太祖皇帝有三條遺訓刻在碑上，其中一條就是不得殺害士大夫，上書言事者無罪。在封建時代，這一條太了不起了。有人說宋朝是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朝代，這一點是起了絕對作用的。假如寫幾句詩作一篇文章，就要遭受“陰謀造反”或是對朝廷“大不敬”的指責，誰會舍命侍弄詩詞研究學問？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的三項發明始于宋代，寬松的政治環境和充裕的物質生活起著很大的作用。

再看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汴京的生氣撲面而來，感覺比現在一些城市還要發達，只是沒有現代社會的汽車、摩天高樓之類。據說，北宋時期汴梁的人口已超過百萬，堪稱世界之最。陳寅恪先生對宋朝的評價很高：“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

但是，物質和精神的富庶并不能真正說明一切，有個金錢朝哪個方向流動的問題。直白說，各項開支的比例如何，富裕了的是哪些人，貧困者又是哪些人？這些都是必答題，不可忽略。再仔細一點，所謂富，富到什么程度，貧，又貧到何種地步？社會上是飫甘饜肥之人多，還是吃糠咽菜的人多？這些根本不是“富庶”二字可以回答的。然而這些問題比富庶本身重要。宋朝富庶，據說北宋的年財政收入是明朝的十倍，一些人很滋潤，比如高官大員。官員的俸祿名目繁多，光正俸就包括俸料、衣賜、祿粟三種，宰相一個月俸料三百貫，月祿粟一百石，還有春、冬衣賜綾等等，各種收入加起來，宰輔一年的收入總在一萬貫以上。蔡京一頓飯僅包子一項就要花掉一千三百貫錢。一千三百貫錢，意味著什么？一個中產之家，一年的收入大約在三十貫左右，四十多戶中產階級一年的生活費總和才抵得蔡京一頓蟹黃包子。還有，宋朝的土地制度與以前不同，可以自由買賣。這不錯，有點創新的意思。但最終是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土地，被只占人口百分之十幾的官僚、地主、寺院所占有，占人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左右的農民卻只占有少量的土地。《宋史？食貨志》稱：“自阡陌開，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余，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于不足，薄移稅以速售。”這情形足以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農民以土地為生，沒有土地的日子沒法過，于是階級矛盾就尖銳起來。淳化年間王小波起義時喊出的口號就是：“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絕對的平均主義有害，但貧富的差距太大也有害。最少容易使社會走入極端，失去和諧。

饑餓永遠是平民舉起義旗的原因，宋朝這種起義不少。然而，富庶狀況下兩極分化對人性的擠壓，也有不同于貧窮狀態下人性受到的擠壓之處。因吃不上飯揭竿而起的情況減低了，倒是富庶者對他人尊嚴的侵犯成為相當值得關注的話題。

雖然史書中對宋代貧民的窮困生活有相當的表述，畢竟宋朝這類農民起義的次數相對少一些，被“逼上梁山”者多不是因為吃不上飯，而往往是由于官府和富戶的欺辱。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知平江府丘崈對村民殘酷迫害。居民王郎等二十七家，被指為“停藏海賊”，住房被全部拆毀，并被趕出界外，不準在沿海各縣居住。王郎等被迫起義。

一方面相對富庶，社會發展較快;一方面平民遭受擠壓，積累大量不滿;一方面戰爭失利，為求和平而拱手給人土地和金銀，宋朝給人的印象大體如此。這是一個富庶、繁華的朝代，也是一個畸形不和諧的朝代，是一個軟風飄拂的朝代，也是一個戾氣漸聚的朝代。這種種矛盾，幾乎都可以尋到一個根源：統治者的政策。

宋朝得益于它的前朝由孤兒寡母執政，掌握兵權的趙匡胤沒費什么力氣就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也正因如此，他對武人一百個不放心，千方百計把兵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宋朝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多卻無力，都源于趙匡胤刻意的制度設計。宋朝歷來把內患看作比外敵入侵更為可怕的事情，“先平內寇，然后可以御外侮”的主張在高層很有市場。只要官員不謀反，貪污受賄，吃喝玩樂什么都可以做。宋朝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費，是這種設計的直接后果。“三冗”之多，今日不必細說了，總之宋朝的金錢大多花在這上邊了。錢從何處來？一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另一個就是向富翁收稅，向老百姓收稅。宋太宗說：“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尓。”國家征稅有了錢再去養冗官、冗兵，往復循環，沒完沒了。至此，宋朝“積貧積弱”的現象不呼而出。專制在前，不畸形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