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報壇遺址在昌德宮后苑西北角，遺憾的是這里并沒有向游人開放，只能隔著樹林遠望。

大報壇是1704年，即明朝亡國六十年時，朝鮮肅宗為報答壬辰戰爭中向朝鮮派遣援軍的明神宗萬歷皇帝而修建的祭壇。到了1749年朝鮮英祖又增加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思宗崇禎皇帝的神位。

對朝鮮來說，這三位明朝皇帝對朝鮮的恩惠最大。明太祖曾賜予國號“朝鮮”，對朝鮮有“大造之恩”;壬辰戰爭中明神宗救援朝鮮，有“再造之恩”。

1636年末清軍侵入朝鮮(即丙子之役)，崇禎皇帝對朝鮮有所謂的“東援之恩”——朝鮮向清稱臣很久之后，才知道崇禎曾打算在丙子之役時救援朝鮮。

朝鮮國王在大報壇祭祀明朝皇帝的祭禮從1704年一直持續進行到1894年。原本肅宗想建造的是可以常年供奉神位的廟宇，后來考慮到固定廟宇容易被清人發覺而引發兩國間的摩擦，所以決定建立祭壇，根據需要舉行祭祀。

1704年12月的《朝鮮王朝實錄》記載了大報壇祭祀明神宗的準備情況：

大報壇成。壇在昌德宮禁苑之西曜金門外，舊別隊營之地。壇制用左議政李畬言，放我國社稷之制，有壝有墻，墻高四尺，比社壇加高一尺，方廣二十五尺，四面皆為九級。

壝、墻四面，皆三十七尺，自壇所筑外墻，以防行人俯視。自十月初三日始役，至是訖工。……

樂用八佾而樂章亦相琦(即宋相琦，時任大提學)所撰進也。畬以為宜放文廟釋菜時樂章，諸大臣請依社稷祭樂章，上從其言。

壇上帳殿，用黃色紬段，為內帳，如我國帳殿，滿頂骨之規，以一片木，加漆，長廣如我國闕字版及外方殿牌之制，加以跗方，奉置卓上，付以黃紙牓，而使書寫官，題其面曰大明神宗皇帝神位，祭后燎其紙牓，木片則藏之樻中，每于祭時出用。

諸議皆以為然，從之。登歌、軒架，依社壇制排置，祭物品數，依皇朝儀式，祭器亦依《大明集禮》圖式，而祭器，依古禮竹籩等制為之。神室、黃帳房，依《會典》圖說造成，祭文中，命勿書淸國年號，命勿差壇所守直官，只使禮官主管焉。

值得注意的是，祭祀明神宗的祭樂所用的樂舞是天子所用的八佾，而非諸侯即朝鮮國王自己所使用的六佾。而且，一切祭祀準備均按明朝的《集禮》與《會典》置辦，祭文中也不書寫清朝的年號。

事實上在丙子之役之后，朝鮮的一切官方文書均書寫清朝年號(與日本的外交文書不書寫年號，僅使用干支紀年)，而兩班士大夫私下繼續使用崇禎年號。

所以在現存的朝鮮后期的私人文集末尾，經常可以見到類似“崇禎后三甲子”之類的紀年方式。筆者雖也曾見到過存在崇禎與康熙年號并記的私人文集，但數量極少。

關于朝鮮君臣執意建造大報壇的原因，筆者更傾向于這樣的解釋。大報壇得以建立，這其中當然有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講求尊周義理的朝鮮君臣的主觀動機，亦有因歷史上清軍侵入而根深蒂固的“崇明反清”的意識。

但更主要的是，朝鮮統治階級試圖利用尊明義理強化內部認同，鞏固自身統治的現實需要。在肅宗之前的孝宗與顯宗時期，經歷了丙子之役及目睹了明清交替的朝鮮朝廷內部。

主張替本國和明朝報仇而討伐清朝的“北伐論”幾乎成了朝廷上下的公論，但是考慮到朝鮮現實國力，明眼人都能明白所謂的“北伐論”無異于癡人說夢。

而肅宗則將“北伐論”的思想基礎，即“尊明義理”的意識以建立大報壇的方式付諸實踐，一方面削弱了臣下以標榜“尊明義理”來主導朝廷輿論的可能性，將輿論的主導權牢牢把握在國王手中。

從而強化了王權對臣權的控制;另一方面，通過在大報壇祭祀明朝皇帝這樣的禮儀行動，進一步確認了朝鮮的統治意識形態，即強調“尊周大義”(對朝鮮來說，尊周即是尊明)，強化內部認同，維持自身統治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