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變后，逃亡到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及其同黨不斷“惡毒攻擊”慈禧太后一伙。慈禧恨得咬牙切齒，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如何下手卻是個大難題。10月13日，有“智多星”之稱的御史楊崇伊通過慶親王奕劻密奏一本，慈禧讀后眼前一亮，決定依計而行。

楊崇伊，字莘伯，江蘇常熟人，光緒庚辰(1880年)進士，入翰林，任編修。早在政變前的9月18日，他就通過奕劻向慈禧密呈《大同學會蠱惑士心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吁懇皇太后即日訓政折》，聲稱康黨搞的“大同學會，外奉廣東叛民孫文為主，內奉康有為為主”(康黨確實和孫中山合作在日本橫濱開辦了大同學校)，要求慈禧周咨博訪，密拿大同學會中人，分別懲辦，以正人心。這些話打動了正因光緒帝謀開懋勤殿向她要權而十分惱火的慈禧。19日晚，她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加強對光緒帝的監視約束，成為戊戌政變的前奏。

政變后楊崇伊以功臣自居，卻未撈到實惠，心有不甘，這次的密折說：“竊康逆為孫文羽翼，孫文勾引東人(日本人)……康、梁避跡，必依孫文，此人不除，中華無安枕之日……亟應設法密圖，幸而有機可乘，有人可用，請允臣等相機辦理……臣所有折片，事關機要，吁懇皇太后密收，即軍機大臣，亦勿宣示。”

所謂“有人可用”的人，就是他的師弟劉學詢。

劉學詢(1855～1935)，字問芻，號耦耕，香山人，進士，二品頂戴即選道員，賞戴花翎，與孫中山為同鄉密友。李瀚章(李鴻章兄)、譚鐘麟任兩廣總督期間，劉在廣州包攬闈姓(以在科舉考試前對中舉者姓氏下注的方式運作的賭博，有類于今日的足彩，當時在廣東是“官督民辦”，沉迷者眾)，積貲巨萬(日本人內藤虎次郎1899年秋到上海拜訪劉學詢時，聞劉有資產“七百萬兩左右”)。

1895年，孫中山在廣州建農學會，作為起義機關。劉學詢入會，與聞起義計劃。起義流產后，孫中山流亡海外。劉學詢平安無事，但被紳士數十人聯名呈控，稱其中飽數百萬元。譚鐘麟初將其查辦奏革，后受劉巨額賄賂，不予深究。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為御史宋伯魯草擬彈劾譚鐘麟與劉學詢狼狽為奸。清廷下令廣東巡撫許振祎查處。許不敢得罪譚鐘麟，僅覆奏要求“勒罰劉學詢銀一百萬兩”。劉學詢逃到上海避風頭，戊戌政變后，急欲報仇雪恨，遂自告奮勇，向楊崇伊提出愿前往日本捕殺康、梁，當然還借此洗脫罪名，免交罰款，開復官職。

慈禧準奏后，果然高度保密，除劉學詢外，就只有慈禧、奕劻、楊崇伊(也許還有剛毅，李鴻章后期亦直接參與)知道內情。1898年11月16日，上諭稱：“已革候選道劉學詢，著賞給知府銜，已革內務府員外郎慶寬，著賞給員外郎銜……所有該二員呈請自備資斧，親歷外洋內地游歷，考察商務等語。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察核辦理。”劉學詢所有處分，就此一筆勾銷。11月22日上諭正式拍板：“知府銜道員劉學詢，員外郎慶寬，著自備資斧，赴外洋內地游歷，考察商務。”

出洋前，劉學詢先往上海，向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代理小田切萬壽之助咨詢，有何辦法可捕拿康有為。小田切告訴他，只要中日兩國努力疏通相互了解、求敦睦交誼之道，康有為事件將自見分曉。奕劻聽從劉學詢的建議，經慈禧同意，密電召小田切赴北京共商大計。小田切3月14日收到密電，經外務省批準后，5月12日抵達北京。與此同時，日本人塞給康有為7000(一說9000)日元(當時日元幣值遠遠高于今天)，打發他馬上開路。康有為很不情愿地在3月22日由橫濱乘“和泉丸”赴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