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中國與西方世界已有了相當長的交往歷史，但是真正了解地球那一端“番夷”的人，舉國上下也找不出幾個。及至到了開戰之后，才發現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一個陌生如天外來客的對手，莫說對它的社會政治、軍事文化方面，就連最基本的地理知識也是一頭霧水。這種情形，在今人看來也是無法想象的：開戰前，從大清皇帝到普通百姓，不僅不曉得雙方在軍備武力上的巨大懸殊，甚至不明白英國地處何方，英人生何模樣。

可嘆的是，對于英軍已處于初步發展的火器時代，而清軍仍停留在冷熱兵器混用時代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身為欽差大臣、湖廣總督，被稱作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之“第一人”的林則徐，也是一無所知。1839年9月1日，他在給道光皇帝的一份奏折就認為：“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林則徐集·奏稿》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676頁。)到了1840年8月，英國的堅船利炮已逼近中國內海，林氏聽到英軍攻陷定海的消息，再次上疏獻策于道光帝，在《密陳以重賞鼓勵定海民眾誅滅敵軍片》中提出了動員激勵沿海軍民殺敵的具體辦法，仍謂洋兵雖“上身刃不能傷”，但“一仆不能復起”，若以長棍伏擊其足，應手即倒云云。

依據這等荒誕的情報去應戰，其結果就像我們在電影《大清炮隊》里看到的那樣，手持棍棒的中國兵勇吶喊著向前欲擊洋兵之足，旋即倒在冒著青煙的排槍大炮之百米開外。想想，這樣的仗能打贏么？

打了敗仗，痛定思痛，于是就有了迫切了解和研究對手之一切情形的愿望。軍民和大臣們如此，作為交戰一方總指揮的皇帝也不例外。但是這種愿望又有多少相關知識，用來作為了解或研究的基礎呢？可以說幾乎沒有。鴉片戰爭史料中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甲午海戰甫起，清軍連失鎮海、定海、寧波三地，形勢十分危急;1841年10月，道光帝授皇族奕經為揚威將軍，率領精兵在浙東組織反攻，遲遲未能奏效。皇帝的心急如焚，從他在報告敗訊的奏折上“憤恨何堪，筆難宣述”幾個朱批大字中一覽無余。也許正是從此時開始，他才突然發現，自己實在有必要認識一下面前的對手。翌年5月1日，道光帝從奕經的奏折中得知，可以審問在浙東海戰中抓獲的英軍俘虜后，立即發下一道諭旨，曰：

著奕經等詳細詢以(口英)咭唎距內地水程，據稱有七萬里，其至內地，所經過者幾國？克食米爾距該國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該國向與(口英)咭唎有無往來？此次何以相從至浙？

其余來浙之(口英)咖唎、大小呂宋、雙英(鷹)國夷眾，系帶兵頭目私相號召，抑由該國王招之使來？是否被其裹脅，抑或許以重利？該女主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為一國之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何處人？在該國現居何職？

又所稱欽差、提督各名號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該頭目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氐鳥張，所有一切調動偽兵及占領郡縣，搜刮民財，系何人主持其事？

義律現已回國，果否確實？回國后作何營謀？有無信息到浙？

該國制造鴉片煙賣與中國，其意但欲圖財，抑或另有詭謀？

按，諭旨中所謂“(口英)咭唎”即英國，漢譯時每字前加“口”，是為貶義，以示該國是蠻夷之邦，這顯示了大清王朝以自己為“天朝”，蔑視一切世界的虛妄心態。以下“克食米爾”為今之克什米爾，即印度;“(口英)咖唎”當為今孟加拉;大呂宋為西班牙，小呂宋則為西班牙殖民地菲律賓的別號;雙鷹國是指國旗上繪有雙鷹的奧地利。不過說真的，這些小學級的地理常識問題由我年高德劭的大清國皇帝一本正經地提出，盡管遠在一百多年前，還是令我們心酸。這是一個古老的、高級的黑色幽默。

須知，道光帝如此困惑于夷國的風土人情時，鴉片戰爭的炮聲已在南中國的沿海隆隆響徹近兩年了。不久，他又令臺灣道達洪阿進一步訊問抓獲的英俘，以釋解心中愈來愈多的疑竇。這一回，他對世界地理的發問包括“究竟該國(英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統治者共有若干？又(口英)咭唎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等等(同上書，第264頁)，這些問題較前似乎是有了一點進步。盡管在今人看來，這仍屬于十分淺顯的一般地理常識，在當時，比起其治下的泱泱“愚民”，道光帝的這種俯察關注之態，卻已是走在時代的前列了。

然而，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就理所應當地對外部世界如此茫然，如此無知么？否。歷史的記載提醒我們，道光皇帝最為困惑的地理問題，其實恰恰是他最有資格回答的。只是遺憾得很，由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為他高祖父康熙帝繪制的當時中國最精美的世界地圖——《坤輿全圖》，此時正躺在紫禁城南書房的一角，已經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