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又稱“焚詩書，坑術士(一說述士，即儒生)”，西漢之后稱“焚書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毀書籍、坑殺“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

“焚書坑儒”一詞出處《史記·卷121·儒林列傳》的說法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經常被“坑儒”觀點引做證據的是《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秦始皇長子扶蘇的話(“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西漢末孔安國(孔子10世孫)《〈尚書〉序》亦言：“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西漢劉向《〈戰國策〉序》：“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

焚書坑儒簡介

秦始皇在政治、經濟上實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還在統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諸子為王的問題上發生了一場爭論。以丞相王綰為首的一批官吏，請求秦始皇將諸子分封于占領不久的燕、齊、楚故地為王。認為這樣有利于鞏固秦的統治。但廷尉李斯則堅持反對態度。認為，春秋戰國諸侯之所以紛爭，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惡果。只有廢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禍亂。

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意見，認為立封國，就是樹敵兵。于是在全國確立了郡縣制。

事隔八年之后，到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秦始皇于咸陽宮舉行的宮廷大宴上，又發生了一場師古還是師今的爭論。焚書之舉正是由此引發的。在宴會上，仆射周青臣，面腴秦始皇，吹捧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針對周青臣的腴詞提出了恢復分封制的主張。他說：臣聞殷周之王千余歲，封子弟功臣，自為輔枝。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腴，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秦始皇聽后不動聲色，把淳于越的建議交給群臣討論。丞相李斯明確表示不同意淳于越的觀點。他反駁說：三代之爭，何可法也.儒生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統一可能遭到破壞。為了別黑白而定一尊，樹立君權的絕對權威，他向秦始皇提出焚毀古書的三條建議：

(1)除《秦紀》、醫藥、卜筮、農家經典、諸子和其他歷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銷毀。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處以鯨刑并罰苦役四年;

(2)談論《詩》、《書》者處死，以古非今者滅族，官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

(3)有愿習法令者，以吏為師。秦始皇批準了李斯的建議。在宴會散后第二天，就在全國各地點燃了焚書之火。

不到30天時間，中國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獻，都化為灰燼。留下來的只有皇家圖書館內的一套藏書。

在焚書的第二年，又發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書的直接繼續，而是由于一些方士、儒生誹謗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權力和享受到榮華富貴之后，十分怕死。在統一中國之后，他異想天開地要尋求長生不死藥。方士侯生、盧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應為秦始皇找到這種藥。按照秦律謊言不能兌現，或者所獻之藥無效驗者，要處以死刑。侯生、盧生自知弄不到長生不死藥，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誹謗秦始皇天性剛戾自用，專任獄吏，事情無論大小，都由他一人決斷，貪于權勢等等。秦始皇聽后，盛怒不可抑止，以妖言以亂黔首的罪名，下令進行追查，并親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咸陽。這即是所謂的“坑儒”事件。

焚書事件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于社會逐漸進入青銅時代，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漸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他們面對紛亂的社會狀況，希望通過思索和鉆研前人治世理念尋找到一條可以使社會安定，百姓不再流離失所的救世之路。于是產生了諸多的學派學說，并撰寫出無數著作，史稱諸子百家。

隋朝的牛弘提出“五厄”之說，論中國歷代圖書被焚毀，首當其沖即為秦始皇焚書，二是西漢末赤眉起義軍入關，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劉石亂華，五是魏師入郢。而劉大魁作《焚書辨》，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一句，宣稱書是項羽焚燒的。但是漢朝無人就此指責項羽“焚書”，盡管他是劉邦的敵人。

坑儒事件

而在焚書開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當時秦首都咸陽將四百六十余名術士坑殺，即為所謂的“坑儒”。

焚書坑儒的影響

開啟了封建時期“愚民統治”“學院爭吵”的先河。

秦朝不僅“焚書坑儒”，還下“挾書令”，藏有儒家經典者治罪，因之在秦代無傳授和學習儒家經典者。今文經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很不重視儒學。至惠帝時，廢除“挾書令”，儒家思想言論這個禁區開始松動。從這時起，到文帝時期，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記憶，口頭傳經。弟子們因找不到書籍，就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將老儒背誦的經典本文和解釋記錄下來，這樣的經典就是所謂的“今文經”，釋文謂之傳。文帝時，開始設置經學博士，由今文經學家充任，以備顧問。武帝時，置五經博士，亦由今文經學家充任，在太學教授弟子。從此，今文經學得到廣泛的傳播。今文經來自老儒的記憶，因每個老儒的記憶有出入，解說有差異，于是出現了一經有幾家說法的情況。代代相傳，逐漸形成了一些學術流派。宣帝時，在太學中立學官的，《易》有三家，《書》有三家，《詩》有三家，《禮》有一家，《春秋》有二家，共十二博士。東漢初年，增為十四博士。

古文經是用秦統一以前的篆書抄寫的經典。秦在焚書時，人們將這樣的經典和其它一些古書埋藏起來。西漢前期，由于拆除老房，相繼發現了一些古書。武帝時，下令獻書。成帝時，設官負責收集古書，并著手進行整理。西漢末年，劉歆在整理古書時，發現古文經典不僅經文與今文經互異，而且篇章也多出不少。如《禮》多三十九篇，《書》多十六篇。《毛詩》和《左氏春秋》等則為今文經所不載。這些新發現的經典就叫做“古文經”。劉歆對于古文經很贊賞，建議在太學立學官，但卻遭到今文經學博士們的激烈反對。劉歆批評這些博士“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可是由于執政大臣也反對，劉歆的建議未被采納。

平帝時，王莽專權，為了利用古文經進行“改制”，就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四個博士。東漢初，又被取消。古文經雖不得立學官，但在民間卻廣為流傳。古文經中固然有些內容是經過兩漢學者竄改或增加者;但總的說來，古文經學家是按字的形、音、義解經，極力恢復經的本義，不作任意發揮。于是形成了系統的訓詁方法。古文經學家賈逵、馬融、鄭玄兼通今文經。鄭玄破除各家傳統，廣采眾說，遍注群經，得到經今、古文兩派的贊許，號稱“鄭學”。至此，基本上結束了經今、古文斗爭。賈逵的學生許慎為了反對今文經學派根據隸書經典，穿鑿附會，曲解經文，用了二十二年的時間，寫成《說文解字》一書，收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三個，收古文(戰國文字)、籀(zhòu宙，西周、春秋文字)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個為重文;每個字標明字形，注出音讀，推究字義，全書分為五百四十部，全部解說不過十三萬三千多字，簡明扼要。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編輯完善、內容豐富的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