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皇帝的圣旨不僅有許多是官樣文章，是官場例行的公文，而且還有不少是假的。這種假圣旨，既有形式上的，也有內容上的;既有別人偽造和冒充的，也有皇帝本人授意或有意為之的，表現形式可謂多種多樣，五花八門。

模仿筆跡，亂寫批示

梁師成，字守道，開封人，起初只不過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內侍省書藝局的小宦官，后來專門負責出外傳宣皇帝詔旨，才逐漸被宋徽宗所寵信，當上了武階官最高的太尉，宣和四年(1122年)又獲開府儀同三司“使相”。梁師成這個宦官因為稍知詩書，略懂文法。

加之為人機靈乖巧，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好感，讓他代行文書，參與朝政。發展到后來，不但“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取代了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的作用，而且他還挑選了很多擅長書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的筆跡，偽造宋徽宗的“御書”，也就是“御筆手詔”。

然后摻進別的公文一道下達。因為這些“御書”同皇帝筆跡一模一樣，受文單位自然不清楚它們是假的，于是同皇帝的圣旨一樣貫徹執行，梁師成禍亂朝政到了如此地步，真是觸目驚心。假如宋朝不盛行所謂的“御筆手詔”，皇帝不帶頭用白條子封官和處理政務，梁師成也就不可能如此胡來。

模仿皇帝筆跡簽發文件和寫批示，其始作俑者當然不是梁師成，而是早有其人。如《南史》的《恩幸傳》就記述了20多位“恩幸”(皇帝寵愛的人)，這些“恩幸”官位不高，卻“勢傾天下”。如在南齊得到三朝皇帝寵信的紀僧真，早在齊武帝之父齊高帝蕭道成為南朝劉宋政權的中領軍時，就在府內任主簿(秘書)。

蕭道成對他十分信任，讓他模仿自己的筆跡在文書通告上簽名，久而久之，紀僧真的字體和蕭道成的一模一樣。從此凡是需要蕭道成簽發和批復的文書統由紀僧真代理。由于紀僧真模仿的字跡可以假亂真，所以蕭道成看了也笑著說：“連我也分辨不出來了。”

假中有假，以假治假

假圣旨在形式和字跡上使人真偽莫辨，而真圣旨呢？它們的內容能保證都是真實的嗎？未必。其實有許多真圣旨的內容也是真真假假，甚至假中有假。安史之亂后，唐朝的藩鎮割據從河北、山東發展到全國各地，造成藩鎮林立相望的局面。唐憲宗李純即位后，唐朝的藩鎮割據局面雖然基本結束。

暫時實現了全國的統一，但藩鎮擁有財富和重兵的情況并沒有多少改變，有好些藩鎮的節度使只是表面上尊奉朝廷，暗地里還是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幽州的朱克融就是如此。唐敬宗寶歷二年(826年)，朝廷派遣宦官出使幽州，賜予節度使朱克融春衣。

朱克融非但不領情，反而指責朝廷所賜春衣質地粗劣，并把送春衣的宦官給扣留起來。朝廷無奈，只好另派宦官帶著新的衣物去幽州進行慰問。

而朱克融視朝廷的退讓為軟弱可欺，竟得寸進尺，打報告給朝廷說本鎮將士今年春衣不足，請朝廷補給“30萬端匹，以備一歲所費，不然則三軍不安”。在報告中，朱克融還提出：他打算率領兵馬和工匠5000人幫助朝廷修建東都洛陽的宮闕。

唐敬宗生怕朱克融發兵叛亂，為了息事寧人，打算再派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前往幽州安撫，同時把被扣押的宦官救回來。宰相裴度不同意，說只要下一道詔書就完全能夠解決問題。他說：“朱克融對朝廷極為無禮，必將自取滅亡，這就像猛獸一樣，可以在森林中咆哮跳踉，卻必然不敢離開自己的窩巢。

所以我建議陛下不要派人去幽州安撫，也不要索還宦官，等10天以后，再考慮給朱克融下一道詔書，說：‘朕聽說宦官到幽州后，行蹤去留稍有差失，等他回京后朕自當有所處理。’至于朱克融提出要帶兵幫助朝廷修建洛陽的宮闕，其實完全是一句假話，目的是恫嚇朝廷。

如果陛下想直接挫敗他的奸謀，就應該在詔書中假意答應他的奏請，說：‘助修洛陽宮闕的兵馬和工匠應當迅速派來，朕已命令沿途各地安排接待。’朱克融接到這道詔書后，肯定會驚慌失措，大亂方寸。”唐敬宗聽后十分高興，欣然采納了裴度的意見。

朝廷最后按裴度的意思起草的這道詔書假中有假，以假治假，既義正詞嚴又曉之以理。朱克融因摸不清朝廷的底細，果然不輕舉妄動。過不多久，幽州發生兵變，將士殺死朱克融和他的兒子。多行不義必自斃，一切皆如裴度所料。

捏造事實，欲蓋彌彰

古代皇帝發布圣旨，真真假假，應付過關，雖然可笑，卻能讓人同情;而他們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實，欺騙人民，這就非常可氣甚至可惡了。這種現象在古代還非常普遍。開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發布的一道圣旨，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史萬歲是隋朝大將。隋朝第一名臣、宰相高颎等人曾稱贊他“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對隋朝的邊防鞏固有過重大貢獻的名將，卻在開皇二十年出擊突厥建立了殊功后被冤殺。

全國老百姓都為他的死感到冤枉和痛惜。更令人發指的是，隋文帝冤殺史萬歲后，為了開脫責任，為錯殺功臣尋找根據和理由，以證明自己一貫正確永遠正確，竟然錯上加錯地起草了一份詔令，向天下公布史萬歲的所謂罪狀。

這份冠冕堂皇的詔令，總共寫了史萬歲兩條罪狀：一是開皇十七年(597年)平定南寧州時“多受金銀，違敕令住”;二是此次出擊突厥后“懷詐邀功”。然而全天下的人都清楚，南寧州的問題早已解決。這一點，連本詔令也是承認的，否則怎么會“舍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復本官”？

既然如此，還提此陳年舊賬干什么？而此次出擊突厥后的“懷詐邀功”根本就不是這么回事，真實情況是“有功未酬”！因此，這兩條所謂的罪狀沒有一條站得住腳！如果不發布這份詔令，那么隋文帝還只是犯有錯殺大臣之過。

而此詔令一公布，全天下的人反而認清了他原來還是一個偽君子，更感到史萬歲的死是一個大冤案，更為史萬歲的死感到悲痛和惋惜！因此，起草并頒布此詔令，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欲蓋彌彰，錯上加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