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畫家鄭板橋在揚州賣畫為生時，曾定過這樣的賣畫潤格：“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條幅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為賴賬。年老體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

這則“潤格啟事”，顯出他的坦蕩心胸，全無半點“自古文人不言利”的偽君子氣，有的只是幽默率真的不羈灑脫，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鄭板橋也怕窮。

未仕之前，鄭板橋就過怕了窮日子。

他父親是一位窮困的私塾教師，他自己四歲喪母，二十三歲娶妻生子，二十六歲時無奈地走了父親的老路，然而只持續了三年時間，他就辭館回家了，這時他已有兩女一子，可以想見其捉襟見肘的艱難生活。后來流落揚州時，在生活的重壓下，他甚至拉下臉皮向詩友兼富商馬秋玉求助。馬秋玉也很慷慨，給他老家寄了二百兩銀票。第一個妻子病逝后，他續娶饒氏，還是江西名士程羽宸贊助的一千兩銀子。

想必落魄時，鄭板橋常常被富人白眼相加，所以他這一生都對有錢人十分反感。

鄭板橋在濰縣當縣令的時候，縣堂上常常會發生這樣具有戲劇性的一幕，當那些靠錢買來秀才功名的監生，有事上報時，他眼睛一閉竟破口大罵：“駝錢騾，有何陳乞？”有時甚至令衙役脫下那些人的帽子用腳亂踩，或揪住頭發往臉上涂墨，再將他們趕出去，極盡人格污辱之能事。一時富人忌憚，窮人歡呼。

“駝錢騾”這個罵人話，不知是不是鄭板橋發明的，“駝著錢的畜生”，形象、惡毒、簡潔，只有文人想得出。而更偏激的是，他平日判決官司，也是以貧富作為重要標準，窮人和富人打官司，富人肯定敗訴。

客觀地說，鄭板橋這種帶有明顯“仇富情結”的辦公，毫無公正可言。正是早年窮困與懷才不遇的記憶，使他走上另一個極端。

雖然有幾個富人給過他捐助，但對于整個富人群體，他是憎惡的。從這個角度上說，鄭板橋確實一點都不糊涂，他是個報復心強的人，“宰”起富人來毫不含糊。

當時江西有位張真人，受皇帝召見進京，揚州的富商爭相討好他，請鄭板橋書寫對聯送給張真人。由于張真人所要的對聯尺幅甚大，鄭板橋索價一千兩，富商討價還價為五百兩，哪知他寫了“龍虎山中真宰相”的上聯后就不肯寫下聯了，刻薄道：“原索一千金，君應五百金，所以只書上聯一頁。”富商只好湊齊銀子，他才寫了“麒麟閣上活神仙”的下聯。

對于貧苦百姓，鄭板橋卻樂意慷慨解囊，還是在徐珂《清稗類鈔》中記載的，說鄭板橋在山東濰縣做官時，“嘗作一大布囊，凡錢帛食物皆置其中，隨取隨用。或遇故人子弟及同里貧善之家，則傾與之。”

鄭板橋的官到底當得怎樣？上司對他肯定是不滿意的。“板橋性疏放不羈，以進士選范縣令，日事詩酒;及調濰縣，又如故，為上官所斥”。這是蔣寶齡《墨林今話》中的一段文字，在上司眼里，鄭板橋沉湎詩酒，完全是一副不務正業的樣子。

而在百姓心中，鄭板橋體恤愛民堪稱楷模。例如為了不驚擾百姓，他出巡時不打“回避”與“肅靜”的牌子，微服訪貧，遇到窮困學子，他還自掏腰包搞點“希望工程”。

有一年，黃河發大水，濰縣發生大饑荒，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鄭板橋冒著被上司處罰的風險擅自將官倉打開，連鄰縣的災民也一起救濟，而且還強令富人輪流煮粥，供災民食用。秋季，百姓們無法歸還糧食，他干脆讓人把債券燒了。這段時間，他寫了《孤兒行》《逃荒行》《還家行》記其事，并刻了一方名為“恨不得填滿普天饑債”的圖章，很有點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味道。

所以，鄭板橋離任之時，百姓戀戀不舍，“遮道挽留”，家家為他畫像，并自發在濰城海島寺為他建立了生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