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平生對兩個人最稱知己，一個是宣鐵吾，另一個是王新衡，王新衡是軍統的頭頭，后來蔣經國到上海，經常住在宣鐵吾家中。

從上可知，宣鐵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對抗，主要是蔣經國在幕后支持，宣鐵吾在上海并無社會基礎，而杜月笙這個“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人物，卻對蔣經國、宣鐵吾的聯合力量感到束手無策。

杜月笙的觸須已經緊緊纏住了上海的銀錢業、棉紡業、輪船業和黃色工會等等，但杜的公開身份，始終只是“中匯銀行董事長”和“恒社”社長(“恒社”是杜月笙門徒以社會團體面貌出現的青幫組織)，此外就是辦辦“浦東同鄉會”、“上海小姐選舉”等無聊的事，不過，杜月笙對于軍隊和警察，對于蔣經國和宣鐵吾，卻毫無辦法。

萬墨林是杜月笙的總管，為杜門第一紅人，早年，他專門站在煙榻邊為杜裝鴉片煙，很得杜的信任，日偽時期，萬墨林在上海代杜月笙看管家產，一經勝利，就儼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

杜月笙回上海后，萬墨林更紅得發紫，一蹴而升為“米業公會理事長”，操縱著糧食的市場價格，由于法幣貶值，物資缺乏，糧價直線上漲，人們的咒罵集中在米商身上，罵之為“米蛀蟲”，萬墨林當然首當其沖，在蔣、宣和杜的斗法中，他第一個受到沖擊。

1946年7月1日，宣鐵吾兼任淞滬警備司令，當時工潮、學潮頻起，社會局勢動蕩，宣鐵吾認為是杜月笙所操縱的惡勢力哄抬物價，如不鎮壓，局面不得平靜，于是，就決定拿萬墨林開刀，這當然是“殺雞給猢猻看”，沖著杜月笙來的。

當時的淞滬警備司令部位于蘇州河畔的河濱大橋，宣鐵吾下手令逮捕萬墨林后，就關在七樓看守所內，全上海的日報、夜報和小報，都以顯著位置刊出了這一消息，宣鐵吾并招待記者，發表強硬談話說：“萬墨林有惡勢力為后臺，囤積居奇，操縱米價，政府要以軍法從嚴懲辦。”這些對于杜月笙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杜月笙很明白蔣經國和宣鐵吾的聯合力量，而戴笠已死，自己的靠山不硬，因此，不免憂心忡忡，杜月笙的“智囊團”如陸京士等則不以為然，認為必須以曲曲折折的方法進行回擊。

他們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同業公會、黃色工會為武器，對警備司令部施加壓力，大叫大嚷，說什么米價上漲，是產地糧食被共產黨所控制，運不出來，與米業公會和萬墨林無關，要求由司法機關進行仲裁，宣鐵吾針對這些論調，宣稱“治亂世用重典，政府為民除害，殺一儆百，責無旁貸”，這樣一來，萬墨林已有被殺頭的危險，杜家在驚恐之后，苦思對策。

他們一方面向滑稽曲藝界打招呼，不要再罵“米蛀蟲”;另一方面設法保萬墨林“獄外就醫”，打通警備司令部醫務所一位所長，告訴他，如果拿到病危證明，也許可能試行交保就醫，錢能通神，兩天以后，醫務所果然來了“萬墨林病危”報告，請求處理，將萬墨林交保就醫，要求隨傳隨到。

事后向宣鐵吾報告時，他大為震怒，一面斥責不該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將那位馮所長找來核對，這位所長一口咬定：“萬墨林病危，如不就醫，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

事已至此，宣鐵吾也無話可說，只得公布一則新聞“萬墨林是交保就醫，并非無罪釋放”了事，其實，萬墨林根本沒有那么嚴重的病，領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宣鐵吾也并不是非置萬于死地不可，只是給杜月笙一點厲害看看而已，萬墨林事件煙消云散以后，米價照樣狂漲，宣鐵吾也始終無能為力，從此，宣、杜交惡成為人所共知的事。

1948年5月，國民黨崩潰之勢已成，前線潰不成軍，后方動蕩不定，蔣介石卻仍然掙扎，派蔣經國為經濟督導員，坐鎮上海，由宣鐵吾配合，希望消滅貪污，穩定物價，安定民心，以利前方。

蔣經國到上海后，在外灘中央銀行二樓辦公，此時和蔣經國過從最密的人，除宣鐵吾外，還有王新衡，王新衡當時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長、上海市政府參事，蔣經國到上海后，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一再宣稱，要鎮壓奸商，抑平物價。

宣鐵吾為了配合，即在警備司令部成立經濟緝查機構，專門緝捕奸商，當時即在此部門任職，蔣經國和宣鐵吾的行動，對杜月笙無異于當頭一棒，因為杜對于金鈔外匯黑市、股票漲落和糧價升降等，是一只無形中的巨大黑手。

杜月笙的中匯銀行，由兒子杜維屏任經理，杜月笙看到蔣經國、宣鐵吾來勢兇猛，就計劃將港幣45萬元，私自套匯外流，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報告了蔣經國，蔣經國大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維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內。

王新衡是一位十分圓滑的兩面人物，他既和蔣經國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維屏既將被扣時，又通風給杜月笙，叫杜月笙注意，這樣一來，嚇得杜月笙對45萬港幣一時未敢下手。

但據事后所知，杜系的中匯銀行和通商銀行，還是漏夜趕造帳冊，化整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維屏被扣，當時務報以通欄標題報道，杜月笙威風掃地，在驚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從表面上看，經此一擊，金鈔黑市的確下降許多，蔣經國覺得初戰勝利，十分得意;但漸漸就感到事情棘手，因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找不到杜維屏套匯的罪證，就只可“雷聲大，雨點斜，最后將杜維屏交保釋放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