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情侶因在故宮三百年銅缸上“畫心刻字秀恩愛”而遭輿論聲討。不過，揆諸歷史，為個人喜好而破壞文物這種事情，名人們干得也不少，只是或為尊者諱，或因現實利益勾連，大多隱而不彰。張大千40年代對敦煌壁畫的破壞，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1941年初，張大千率妻兒門生，抵達敦煌莫高窟“考察”。一共待了兩年七個月。期間破壞壁畫甚多。不過，對張的這一行為，迄今仍有不少辯護之詞謬種流傳。如有人以“親歷者”身份公開刊文：“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十多年，據我親眼所見，張大千先生不僅沒有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恢復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做出了不可否認的貢獻。”更有張的友人謝稚柳辯稱：“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里還有壁畫，為什么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里的菁華呢？”

這些辯護都站不住腳。張大千不但亂剝壁畫，還亂在壁畫上勾描，甚至題寫自己的名字

之所以說上述辯護之詞乃“謬種流傳”，是因為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核心檔案尚在，不容辯駁。茲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濟給于右任信函如下：

“右任先生院長賜鑒：去年年底，濟（李濟）接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兩君聯名一函，謂：衛聚賢君自敦煌考古歸來，在成都公開講演，有云：敦煌千佛洞現尚保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歷代壁畫，張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臨摹。惟各朝代之壁畫，并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內，后來之人，于其上層涂施泥土，重新繪畫。張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跡，故先繪最上一層，繪后將其剝去，然后又繪再下一層，漸繪漸剝，冀得各代之畫法。馮、鄭二君認為張先生此舉，對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計及。蓋壁畫剝去一層，即毀壞一層，對于張先生個人在藝術上之進展甚大，而對于整個之文化，則為一種無法補償之損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從速去電制止。斯年（傅斯年）等得此函后，對于馮、鄭二君之意見，深表同情，惟以張先生剝去壁畫之舉，馮、鄭兩君未嘗親見，僅憑衛君口說，或有失實，深恐有傷賢者，故未敢率爾上塵清聽。以后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亦作同樣說法，斯年等亦未以奉陳。本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團組成，延聘西南聯大教授向達先生參加，向君為史學界之權威，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績，又早為中外人士所共曉。九月間，由渝飛蘭，西至敦煌，頃接其來函，謂在千佛洞視察一過，并與張大千先生相識。張先生雇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學生之助，終日在石室內臨摹壁畫。壁畫有單層者，有數層者;數層者，由歷代加繪積累而成……‘辛巳八月發現此復壁有唐畫，命兒子心，率同畫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剝去外層，頗還舊觀，歡喜贊嘆，因題于上。蜀都張髯大千。’又，臨摹之時，于原畫任意鉤勒，梯桌畫架即擱壁上，如何損及畫面，毫不顧惜。向君認為此種舉動，如尚任其繼續，再過二、三年，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因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寄來此間，斯年深覺向君此文關系重大，埋沒可惜，故油印廿余份，分送有關藝術之友人……至于向君將千佛洞收歸國有，設立管理所之建議，及斯年之附注意見，亦冀大力劈畫促成。庶幾國家重寶，得以永存……”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張大千破壞壁畫一事，自1941年他率團隊抵達敦煌后，就已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而且告狀信很早就遞到了傅斯年和李濟手中。但傅、李二人礙于張大千在政學兩界的深厚關系，更礙于其和于右任乃是密友，在未獲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沒有采取行動。直到著名史學家向達1942年隨考察團前往敦煌，親眼目睹了張大千大肆剝掉外層壁畫，而且還在壁畫上隨意涂抹，甚至題上自己的名字“蜀都張髯大千”……向達深感“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向傅、李寫了詳細的報告，傅、李二人才以聯名函的形式，請求于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張大千。

著名史學家向達，是阻止張大千將敦煌壁畫破壞殆盡的最大功臣

教育部考察團目睹了張大千不按原圖臨摹外層壁畫，被毀壁畫永難再現

傅、李信中提到“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亦作同樣說法”，乃是指由王子云任團長的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張大千率自己的團隊在莫高窟“考察”時，該考察團也在莫高窟做調查。王子云目睹了張大千對壁畫的臨摹方式，很不以為然。王說：“我們（臨摹的）目的是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畫現有的色彩很忠實地把它摹繪下來，而張大千則不是保存現有面目，是‘恢復’原有面目。他從青海塔爾寺雇來三位喇嘛畫師，運用塔爾寺藏教壁畫的畫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畫，加以恢復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還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紅紅綠綠，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廟那樣，顯得有些‘匠氣’和火氣。”

換言之，張雖然在毀壞外層壁畫時，留下了臨摹稿，但他的臨摹，并非對被毀壁畫的忠實記錄，相反，只是根據個人理解而繪成的“還原圖”，這就直接導致被毀壁畫已沒有任何可能再現，惟張大千擁有獨一份的帶有強烈個人印記的“還原圖”。

向達目睹張大千因個人喜好，“大刀闊斧，將宋元壁畫砍去”

向達向傅、李二人反映張大千對文物的破壞，傅、李二人再向于右任轉述時，是做了弱化處理的。姑引一段向達致傅斯年書信原文：“張大千以一江湖畫家，盤踞此間，已歷年余，組合十余人，作臨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畫，以便描摹，損壞畫面，毫不顧惜。且以洞窟作為臥室，鎮日關鎖，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憤慨者，為擅自剝離壁畫。張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為宋以下無一可取，凡屬北魏、隋、唐原開而經宋元重修者，輒大刀闊斧，將宋元壁畫砍去，以求發見隋、唐作品年號、題識，唯日孜孜，若恐不及。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將不知伊于胡底矣！”

被砍掉的壁畫徹底損毀，露出的新壁畫也多因毫無剝離技術而殘破不堪

在給曾昭燏的書信中，向達對張大千破壞文物的行徑，有更細致的描述：“臨畫本是佳事，無可非議，而此輩對于壁畫，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畫架，即擱壁上，是否損及畫面，毫不憐惜。并即以洞窟作為家人臥室，鎮日上鎖，觀者裹足。而最令人憤恨者，為任意剝離壁畫一舉。千佛洞各窟，往往有為北魏隋唐原開、經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畫面偶爾剝落破損，原來面目，暴露一二。張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闊斧，將上層砍去，而后人重修時，十九將原畫劃破，以使灰泥易于粘著。故上層砍去后，所得者仍不過殘山剩水，有時并此殘山剩水而亦無之者。如張氏所編三0二號窟，窟外經宋人重修，張氏將宋畫剝去，現唐人所畫二天王像，遂續將此窟門洞宋人所畫一層毀去，下乃一無所有，而宋人畫已破碎支離，不可收拾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為中國藝術上之瑰寶，是國家所有，非地方個人所得而私。張氏何人，彼有何權，竟視千佛洞若私產，任意破壞，至于此極？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在稍后以化名“方回”公開發表的萬字長文中，向達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張大千行為的巨大破壞性：

“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開，而經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層畫面偶爾剝落，便可看出下面還有一層或者兩層的痕跡。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藝術家，便大發其歷史癖，大刀闊斧的把上層砍去，露出底下一層來供他們欣賞。但是在重修壁畫的時候，往往還把下面一層劃破鑿爛，后來的泥灰才能粘上，剝離之后，所得者不過是一些殘山剩水而已。即或下層未被剝壞，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過久，一經剝離，下層畫面的色彩以及墨跡，也往往連帶的粘去了。所以剝離壁畫，在技術上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在技術問題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以前，個人的意見，以為還是不要輕易去動手剝離的好。隨便剝離，往往得不償失，后悔無窮。至于描畫時之不可任意將原畫加以勾勒，不可將桌梯之類靠在壁畫上，以免損壞畫面，那是學畫的人頂起碼的戒條和道德，用不著一一細說。但是很不幸的，這種剝離壁畫和描畫的工作還在進行著，沒有人能勸止，也沒有人來勸止，眼見得千佛洞壁畫，再過二三年，便要毀壞殆盡了，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雖于1942年底遭曝光，但張大千手眼通天，仍遲至1943年11月才離開敦煌

但是，向達的大聲疾呼，并沒有能夠得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到1943年4月，才有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致電敦煌縣長陳儒學，請他“轉告張君大千，對于壁畫，毋稍污損，免茲誤會。”與此同時，張被聘為“敦煌藝術研究院”籌委會委員。該年11月，張大千才帶著自己的團隊遲遲離開敦煌。就現有材料來看，張大千及其團隊，對敦煌壁畫的破壞，至少自1941年底延續至1943年初，至于破壞總量如何，因向達當年的統計資料散佚，今日已難詳細考證。學術界針對此事，當日曾有感慨：“近來國人頗言開發西北，敦煌藝術遂常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機關之一，以于髯（于右任）為護持，張大千為主干，西北古跡之能否長存，恐為一疑問。”

事實上，除破壞壁畫一項外，張大千還帶走了數量不明的敦煌文物。據敦煌研究院資深學者賀世哲披露，“據我所知，張大千先生只是把張君義手交給前敦煌藝術研究所，現在還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余文物張大千先生都帶走了，后來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