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思想紛呈、人才輩出的時代。儒釋道三家，各有時代的代表人物，風格秀出，逸品獨標，商酌辯難而不失其雅量。那個時代，禮贊人才，尊重對手。南朝佛教鼎盛，反佛的聲音也能表達。于是辟佛勇士范縝出現(xiàn)了。畢生佞佛、三次舍身的梁武帝帶頭和范縝辯論，親撰《敕答臣下〈神滅論〉》，寫道：“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躓，神滅之論自行”，有模有樣不失風度地據(jù)理力辯。

梁武帝的敕答，經(jīng)釋法云轉(zhuǎn)達給王公大臣會覽，臨川王蕭宏、南平王蕭偉、長沙王蕭淵業(yè)、豫章王行事蕭昂，以及沈約等六十余人群起難范，可以想見對范縝的壓力有多大。但范縝毫無退縮，不可謂不勇敢。而所以之故，也和梁武帝能夠守持思想辯論的規(guī)則，不以政治權(quán)力剿滅異端有關。誠如錢鐘書先生所說：“縝洵大勇，倘亦有恃梁武之大度而無所恐歟？皆難能可貴者矣。”可知，當時形成我國歷史上的人文鼎盛、著述宏富的一代文化景觀，這不是偶然所至，而是淵源有自。問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才閘門是如何打開的。如果“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能不追溯到曹操。

曹操其人，羅貫中《三國演義》首發(fā)其難，寫出了一個活脫脫的奸雄形象，涂上的白臉，層層復復厚幾許，要想剝掉則難上加難。但后世的文史研究者，欲還曹阿瞞歷史本真的也不在少數(shù)。大家都記得郭沫若1959年寫過《替曹操翻案》。對曹操給予特殊評價的還有大史學家陳寅恪。陳寅恪在研究魏晉思想的一篇文字里(《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也說：“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杰也”，“讀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詐使貪，唯議其私人之過失，而不知此實有轉(zhuǎn)移數(shù)百年世局之作用，非僅一時一事之關系也”。肯定曹操對“轉(zhuǎn)移數(shù)百年世局”起了作用，這個評價可不低。

那么，對于曹操的“轉(zhuǎn)移數(shù)百年世局”的歷史作用，我們該從哪里說起呢？毫無疑問，應該從他的“求才三令”說起。所謂“求才三令”，指的是建安十五年、建安十九年、建安二十二年，七年之中接連頒布的三道廣招人才的詔令。為介紹之方便，我們不妨以第一、第二、第三令分別稱之。

第一令主要表明思賢若渴、求賢之急，迫切希望與賢人君子“共治天下”，因此提出了“唯才是舉”的鮮明口號。等于說，只要是人才就好，其他條件均可暫置而不提。

第二令是補充第一令所不夠具體者，特別說明，不要怕用有缺點的人才，尤其不必處處都以德行來限人。所以如是，道理在于：“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如果由于人才的某些“偏短”，而廢棄這個人才，那么蘇秦、陳平都不必用了。而無此二人，戰(zhàn)國時期燕國的弱勢如何改變？漢代的江山大業(yè)，又如何成就？只有明白這個道理，才能做到“士無遺滯，官無廢業(yè)”。

第三令網(wǎng)開更大，提出用人不要講究出身，不要在乎有沒有“污辱之名”。此令詞赫然寫道：“昔伊摯、傅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yè)，聲著千載。”甚至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也并非不可以起用。這未免太過出人意料了。

此三令一出，各類人才、各種人物，河滿江瀉矣。陳寅恪先生認為，曹氏所以頒此三令，主要是針對他的對手而言，目的是破除漢以來既有的吏治結(jié)構(gòu)，而以“有德者未必有才”的口號相昭示，其摧廓作用自必可觀。然道出多門、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奇詭爭競亦在所難免。

盡管如此，最終畢竟形成漢魏時期的人才鼎盛之局。寅老所謂曹氏不無“轉(zhuǎn)移數(shù)百年世局”之功用，其歷史深涵，倘在斯乎？倘在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