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百家中，影響最大的自然要數(shù)儒、墨、道、法四家。但自秦漢大一統(tǒng)帝國形成之后，它們的命運開始分化：儒家成了中華文化的正統(tǒng)和主流;法家雖在輿論上不大受好評，但實際上主宰了兩千年來專制朝廷的廟堂政治;與法家相反，道家則占據(jù)了民間社會的廣闊天地，成為幽人隱士的精神家園。

只有墨家，在剎那輝煌之后，無論是作為一種學(xué)說，還是作為一種組織，都煙消云散，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雖然我們現(xiàn)在還能從文本上大致了解墨家的思想體系，但它已經(jīng)只是一塊思想化石，它在現(xiàn)實生活中已完全沒有影響力。——甚至即便是文本上的《墨子》，《漢書·藝文志》記載尚有七十一篇，但現(xiàn)在只留下五十三篇，而且這五十三篇亦是幸虧葛洪把墨子寫進(jìn)《神仙傳》，使《墨子》得以托庇于《道藏》而留存于世。

為什么墨家下場如此悲涼？是墨家思想不夠高明么？應(yīng)該不是。墨家思想體系充滿了偉大的人道主義色彩與科學(xué)精神，即便以現(xiàn)在的眼光看，它依然是那么熠熠生輝。可見，歷史留下的未必盡是精華，淘汰的也未必盡是垃圾。

歷史的邏輯未必是合理的，但不合理的又未必是不能解釋的。作為一個長期而普遍的歷史事實，墨家的消亡大概也并非偶然的命運安排。只是，原因是什么？

墨家與儒、道、法三家有一點差別，那就是它不僅有一套學(xué)說，還有自己的組織。這方面它與晚起的作為宗教的道教和東漢以后傳入中國的佛教相類，胡適先生甚至直接把墨家視為一種宗教，所以我們不妨拿墨家與釋道二教來做比較。

就外因看，百家既罷、儒術(shù)獨尊的歷史環(huán)境可能是墨家消亡的重要原因，但同樣不能居廟堂之高的道教(個別時期除外)卻沒有像墨家一樣消亡，反而在民間發(fā)揚光大，并深深影響了中華民族的底層民俗文化。

除開外因，墨家消亡大約有其內(nèi)在的因由：一個人要想成為墨家的忠實信徒，就必須有強烈的犧牲精神和獻(xiàn)身精神，“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必須能忍受生活上的艱苦，“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而不能像孔夫子那樣“食不厭精，膾不厭細(xì)”;必須懷有對眾人的博愛之心，而不能講私人感情……墨家希望每個人都能成為高尚的人、純粹的人。

所以，《莊子·天下》批評墨家說：“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于天下，其去王也遠(yuǎn)矣！”不過，即便如此，《莊子·天下》還是感嘆說：“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相比之下，做道教門徒似乎要幸福得多。道教的修行目標(biāo)不是來世往生極樂世界，而是今世就要長生不老，成為仙人。所以，道教，尤其是歷史悠久的正一道，并沒有太多禁欲方面的規(guī)定，房中術(shù)甚至還是一種仙家秘術(shù)。

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固然是墨家不易為人接受的重要原因，但這一點尚不足以解釋一切，因為在禁欲主義方面比墨家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佛教，自傳入中華以后，一直香火不絕，至今依然是中國的第一大宗教，所謂“天下名山僧占多”。

為什么墨家、佛教同樣主張禁欲，而兩者命運迥異？這可以從兩者的不同之處找到答案：墨家只是一種世俗學(xué)說，而佛教是一種出世的宗教。作為出世的宗教，佛教能為信徒提供一套靈魂救贖的法門，讓他們在禁欲的同時能享受心靈的滿足，從而把所有的苦難都視為通往幸福彼岸的舟筏。正由于有這種“心靈雞湯”，虔誠的佛門弟子可以忽略形而下的艱苦，去追求形而上的禪悅。

而墨家的理論體系本質(zhì)上是世俗化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非命、非樂、節(jié)用、節(jié)葬……這些都是純粹俗世的學(xué)說。墨家思想中唯一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觀點是相信鬼神并以此勸善，但這不足以改變整個墨家思想體系的高度世俗化色彩，不足以成為墨家門徒靈魂信仰的基礎(chǔ)。而如果不以堅定的信仰為基礎(chǔ)，禁欲的生活、無私的行為就不會有普遍而長久的吸引力。

總而言之，一種學(xué)問要想成為廣被接受的顯學(xué)，總得有某種足以吸引信徒的東西，這種東西可以是形而下的物質(zhì)動機，也可以是形而上的精神慰藉。而墨家恰好這兩方面的東西都無法提供，最后只能“言之無文，行而不遠(yuǎn)”。墨家如要長存，必得把世俗主義與禁欲主義二者舍去其一，以世俗主義搭配功利主義(如同大多數(shù)世俗學(xué)說)，或以禁欲主義搭配神秘主義(如同大多數(shù)宗教學(xué)說)，庶幾方可免于淪亡。

除此之外，墨家還有一個不得不消亡的理由：在大一統(tǒng)的專制君主治下，一個內(nèi)部有著嚴(yán)明紀(jì)律的世俗化組織必然會讓朝廷產(chǎn)生極大的戒心。雖然墨家可能只有一腔熱血，沒有政治野心，但專制君主最怕的恰恰不是貪婪的小人，而是有政治動員能力的圣賢君子。所以，漢高祖坐穩(wěn)了江山后，丞相蕭何的門客勸蕭“多買田地，賤貰貣以自污”，這樣皇上才會安心。蕭何聽了勸告，于是低價強買老百姓的房子田地，結(jié)果高祖果然龍顏大悅。假如蕭丞相像墨子一樣想著“摩頂放踵利天下”，說不定未央宮里又要多一個無頭之鬼。

對于君主而言，可怕的不是有造反的野心，而是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宋太祖要“杯酒釋兵權(quán)”，讓老部下都去做富家翁。專制君主對一切世俗組織都必然心懷警惕，“結(jié)黨營私”之所以是一個很重的罪名，關(guān)鍵不在于“營私”而在于“結(jié)黨”。“結(jié)黨營私”固然不可，“結(jié)黨營公”就更加顯得別有用心。

所以，作為組織的墨家必然只能存在于列國時代，那時還沒有形成四海為家的大一統(tǒng)，列國君主面臨的最大危險是身邊的敵國，對自己治下的百姓自要松弛許多。而且，像墨子這類人可以周游列國，亦不致成為某一國君主的忌諱。一旦“六王畢，四海一”，君主就勢必以臣民為敵，不但墨家這類的組織不可能繼續(xù)存在，甚至秉承了一些墨家思想，以除暴安良為己任的游俠亦因“以武犯禁”而為朝廷所不容。

而釋、道二教雖有組織，但因其強烈的出世傾向而稍可見容于世。釋、道二教不似基督教，它們一方面有遁世色彩，另一方面卻又教人順從世俗政權(quán)，即便世俗統(tǒng)治殘暴無道，臣民也應(yīng)逆來順受。而且，在傳教上，“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這使釋、道二教高度依賴世俗政權(quán)的支持。正由于釋、道二教沒有什么威脅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安邦定國，所以才不致像墨家一樣過早衰亡。

不過，雖然墨家已成遙遠(yuǎn)的絕響，但其思想至今依然散發(fā)著燦爛的光芒。倘能返本開新，墨學(xué)亦未必不能造福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