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1962年9月19日，已經半身不遂的司徒雷登，悄無聲息地在美國首府華盛頓離開人世，幾乎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關注。隔著一個太平洋的中國，許多年輕人在課堂上不斷聽到他的名字，他幾乎成為那個年代里中國人最熟悉的美國人。

然而這份熟悉卻帶著濃濃的偏見。毛澤東1949年在新華社發表的《別了，司徒雷登》入選中學語文課本，作為“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他在一代代學生的腦海中就這樣被定型了。一九六七年版《毛澤東選集》對此文還有一條注釋說，“他一向是美國對華文化侵略的忠實執行者。”

殊不知，同樣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的聞一多的《最后一篇演講》，原文中有這么一段話：“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奇怪的是，這段文字總被無情刪除，不見天日。

司徒雷登在自傳《在華五十年》開篇即寫：“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與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晚年長期照顧司徒的傅涇波及其女兒傅海瀾回憶，這位給自己起了個中國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著中國的方向，身在美國心卻盼著回中國，在他心底，他仍執拗地以中國為家，哪怕這個國家如此深地誤解著他甚至傷害著他。他精心地保存著所有跟中國有關的物件，臥室墻壁上四處掛著燕京大學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來杭州的傳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長到十一歲，牙牙學語之時即操杭音，能說一口流利的杭州話。到河坊街王潤興飯莊吃飯，會對伙計說：“件兒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燒得入味；響鈴兒要熬稍！”后來他還學會了南京話、蘇州話和上海話。

一八八七年他回到美國，一八九三年考入漢普頓悉尼學院。一八九六年他大學畢業，到母校潘托普斯學校當拉丁文和希臘文教師。一八九九年入弗吉尼亞協和神學院讀神學。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為了別人肯犧牲自己的神，由此他無法面對內心的拷問。他徹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拋棄物質因素和人生種種享受而為了信仰的無上價值而犧牲。

最終，他決定以一生來回應這份召喚，于是才有了后來四十五年之久在中國的經歷。

一九O四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國，一九O七年協辦育英書院和之江學堂。一九O八年遷居南京金陵神學院任希臘文教授。一九一九年五月，司徒雷登受聘成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

他多方結識中國政要和美國富人，并在美國各界為燕大籌款。他用不到十年時間，便把一個幾乎一無所有的爛攤子，辦成一所聞名世界的綜合性大學，獲得哈佛大學的認可，兩者還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社。燕大教師包括吳雷川、周作人、張東蓀、馮友蘭、俞平伯、謝冰心、錢穆、顧頡剛、錢玄同、趙紫宸、陳垣、埃德加·斯諾等，可謂群英薈萃。

一九二二年，他又為燕大找到清華園對面未名湖畔的新址。為了新校舍，這位司徒校務長披荊斬棘，聘請美國著名設計師墨菲按中國文化理念設計建筑，建成了當時中西合璧的美麗的燕園。

燕大有錢，但司徒雷登本人卻沒錢，他很少買衣服，襪子和內衣上都是補丁，哪怕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當過駐華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無任何積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涇波家中，在美國連立錐之地都沒有。

據統計，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燕大辦學僅三十三年，注冊的學生達九千九百八十八名，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四十二人，中國工程院院士十一人，各學科帶頭人超過一百人。“二戰”時，中國駐世界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燕大新聞系畢業生。“二戰”結束，在美國密蘇里號軍艦上舉行受降儀式，中國派出的三位記者均出自燕大。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美，代表團二十一人集中了當時中國的精英，其中燕大畢業者竟達七人之多。

燕大今日早已并入北大。燕大舊址仍有北大最美麗的塔光湖影，卻尋不見一丁點兒對司徒雷登的紀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就成了社區體育活動場所，他的臨湖軒住所已成會客室。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司徒雷登留下遺囑，里邊提到，“我指令將我的遺體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于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為鄰；我并指令，如果此種安葬證實不可能，則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涇波一九七三和一九八四年兩次訪問北京，均向有關當局提出將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園之事。傅涇波在一九八六年還為此事請中國駐美大使遞信給鄧小平。

一九八六年六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王學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于臨湖軒。“不料，一群‘馬列主義老太太’聯名反對，事情不得不擱置。”燕大校友王百強回憶，有人聯名上書反對安葬。

據《司徒雷登與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兩書作者沈建中介紹，為首的上書者，正是司徒雷登當年一位秘書的遺孀。反對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點名批評的人。于是，一九八七年四月，中美駐美使館正式通知傅涇波，此事因故暫緩辦理。一九八八年，傅涇波帶著遺憾在美國病逝，去世前還在念叨此事。

畢業于燕大政治系的林孟熹二OO一年四月在新華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一書，在附錄中他呼吁：“過去的燕園曾經培育出無數英才，其中不乏蜚譽國際的大師級人物，如今的燕園更成為中國首席高等學府北京大學所在地。但是這位燕園的策劃者司徒雷登的骨灰，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寂寞凄冷地等待著，何時才能重新回到他一手策劃經營并曾譽滿全球的美麗燕園與他的愛妻長相廝守？”

時光流轉，在無限期的“暫緩辦理”之中，國人逐漸重新認識傳教士“帶著愛來中國”和“用生命愛中國”的情懷，對他們的貢獻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謀求和理想主義精神及處處為中國爭取美國貸款的義舉并建議蔣介石退休的提議……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為安。

于是，傅涇波后人開始考慮讓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不僅沒有拒絕，反而積極歡迎司徒雷登的歸來。沈建中更是出書贊成，他在《司徒雷登與西湖》中認為司徒出生在杭州，會講一口杭州話，又是杭州的榮譽公民，家庭成員中，父母和兩個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濱，耶穌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講過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回葬燕園，杭州當是首選。此書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于杭。有燕大校友感慨說：“偌大的燕園，竟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