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后期，一個叫李斯的，眼看秦國業已成為超級大國，就想到秦國去應聘。李斯的老師是荀子，有名的儒者，當時的職務大概相當于齊國的社科院院長。對這個學生的選擇，荀子卻不以為然。“秦國倒是個強國，”他搖著頭說，“可惜一點也不文化。”不過李斯還是去秦國了，或許心想：“秦國缺少文化正好是我的機會。”憑他的一筆好字就能在那兒吃香的、喝辣的。李斯有個同學，從小是個結巴，但文采極佳。他叫韓非，寫了一部書叫《韓非子》，被秦始皇看上了。沒想到剛到秦國不久就被李斯害死了。

荀子另有一個學生叫張蒼，還是一個數學家和科學家。此人也為秦朝服務過，當過御史，但混了一陣就逃跑了。后來參與了漢朝的體制創立和文化復興，還當過漢朝的丞相。荀子的學生很多，還有一位一直跟著他研習儒家經典的，叫浮丘伯，也稱鮑丘或包丘子。浮丘伯跟著荀子從齊國退休后遷往楚國蘭陵，而后就留在魯南一帶，“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于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以上幾個人，都知道秦國戰勝六國，已是大勢所趨。但荀子不愿跟那種沒有文化的強大和效率發生任何瓜葛;他寧愿退守寂寞，為后人著書立說。

張蒼年輕，又是科學家，倘若不做高級公務員，恐怕一點兒也實現不了自我。當秦國是唯一選擇時，他只好就去了秦國，不過從他私藏《春秋左氏傳》一事來看，大概對秦政難久有所預見，暗自在為取而代之做準備了——而且好像也并沒有人通知他這樣做。而浮丘伯的生涯選擇最為簡單，僅收徒傳經而已。一旦全國起義，秦法不行，浮丘伯隨即繼續教書生涯，據說當劉邦垓下取勝后舉兵圍魯(即曲阜)時，浮丘伯等魯中諸儒已在城中講習禮樂，弦歌之聲不絕，以致劉邦感嘆不已，遂對魯采取了招降政策。漢朝建立后，浮丘伯一直在長安講學。漢儒中的“魯學”，就是由他開創的。

荀子的弟子中，除了倒霉的韓非之外，只有李斯從不懷疑秦國的強大，一門心思靠為它服務換取功名利祿。相比之下，浮丘伯和張蒼這兩個人，貌似“患得患失”，論個人修養、社會責任，卻要高尚得多。秦國沒有能夠博得他們的認同，偏偏叫李斯賴著不走，結果成為宮廷政治的犧牲品，先于那兩位同學而慘死，并不足為怪。

現代社會的人才，當然比起戰國來有廣闊得多的選擇。但基本規律不會改變：一個組織，如果本身存在邪惡，那么愿意向它靠攏過來的人，一定都是圖謀私利;如果本質就是保守，那么在它周圍聚集起來的人，也一定都是反對革新。像這樣的組織，在它土崩瓦解之前，也只能靠籠絡像趙高、李斯那樣一批道德低下的馬仔來運行。即便有人天真爛漫，被它優厚的招聘條件所誘惑，用不了多久，肯定會吃盡苦頭，理想破滅，要么像樂毅一樣被擠走，要么像韓非一樣被陷害。

同樣道理，堅持“清白”、“節義”標準，志向高遠的人，在求職應聘的時候，也會反過來考察招聘者自己修的是什么禮，行的是什么道。這就像經典兵法《黃石公三略》講的：“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所以，別說后來沒有人會像燕昭王那樣千金買士了，即使有，真正杰出的人才更未必用黃金即可招來。這一點，后世的士大夫算是相信了：昭王當日有高臺，陛級原因郭隗開。千載黃金留士價，多年駿骨不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