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也被卷入(按沈教授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蘇同盟”)。到了1952年，戰爭仍在進行，斯大林要挾說我要按約定時間撤出旅順了。當時仍在打仗的中國，沒有像樣的海軍，無法防守旅順，不得不反過來請求蘇聯不要撤。

在二戰結束前夕的雅爾塔會議上，蘇聯同樣要求繼承日本的侵華遺產：以取得不凍港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原中東鐵路和滿鐵的總和)以及承認蒙古獨立，作為對日作戰的條件。(美、英在對日作戰中，犧牲比蘇聯大得多，但都不敢做如此要求)

美、英為減少自己士兵的傷亡，居然答應了蘇聯的要求。而這時的中國，盡管可以在入越受降時“刁難”法國，卻仍然無法對抗蘇聯。于是，雅爾塔會議后簽訂的中蘇條約，就成為抗戰后的新國恥、1942年中美中英廢除舊約后，新出現的惟一不平等條約。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襲這一條約。但是對于兄弟黨掌權后的新生社會主義盟國，蘇聯不示好是說不過去的。1949年12月9日到1950年2月26日，毛澤東放下新建政權百廢待舉的事務，對蘇聯進行了兩個半月之久的馬拉松式訪問，其間的種種波折，如今已眾所周知，總之，斯大林最后答應了毛澤東的要求，另訂了一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放棄了1945年中蘇條約中攫取到的一些權益，主要是以新中國接受雅爾塔會議的結果為條件，換得蘇聯承諾于1952年歸還旅順，并且盡快交還大連與中長鐵路。

但是斯大林對此非常惱火。近年來沈志華教授根據檔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澤東的要求之際，斯大林立即改變了他此前一直反對金日成對南方用兵的立場，告訴金日成可以發動戰爭。

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蘇同盟”)。到了1952年，戰爭仍在進行，斯大林要挾說我要按約定時間撤出旅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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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像入越受降抵制法國、幫助越南獨立這樣的國際行動，雖有助于凸顯中國的“列強”地位，但如果不慕虛名而求其實，一個國家、民族的真正地位，還是要從自己的事做起。自己首先不受別人欺負，才能談得上真正幫助別人不受欺負。而自己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負，才能談得上真正不受外國人欺負。而這不僅是民國歷史的真正短板，也是至今仍然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以后我們還要談到這一點。

歸根結底，正是由于這一點解決得不好，對外維護國家權益的斗爭盡管成果輝煌，仍留下許多缺陷與遺憾。1942年以后，中國雖然在法理上抹去了“半殖民地”色彩，但從事實上收回國權，還是抗戰勝利的結果。這一豐碩結果的許多部分，如今仍然隱而不彰;同時還有許多重大的遺憾，仍然有待揭示。

在領土方面，大家都知道，通過抗戰，中國不僅光復了全部大陸國土，收回了日據已半個世紀之久的臺灣和澎湖，而且還有過去很少提到、但意義同樣重大的幾件事：南海諸島的歸我版圖，陸地一些爭議地區主動權的獲得，以及新疆的內附，這些成績，對于后來的影響，也非同小可。

民國的遺產：南海諸島——兼評所謂“地圖開疆”說

過去，中國即便在王朝強盛時代，也缺乏海權意識。西沙、南沙，雖然一向有我先民活動，官府卻不在意。清末，李準水師雖曾巡視西沙，也未能駐守。遂使西沙、南沙在1930年代相繼為法國、日本所踞。民國政府雖于1935年出版《中國南海島嶼圖》，聲明主權，但當時國勢不支，不能實際驅逐入侵者。

近年，網上有人全盤否定民國時期維護國權的努力，把當時我國無力實爭、只能在地圖上標示主權的情況，一概譏為“地圖開疆”。其實，國勢弱時先作宣示，待國勢強大后收復，本理所當然。如果后來未能如愿，我們可以為之遺憾，并沒什么可譏笑的，因為這總比連宣示都不宣示、逆來順受、拱手讓人好吧？

假如無力實爭，就得承認既成事實，那么東三省曾經淪陷十多年，我們是不是應該在1932年后就把國界劃在山海關？如果這樣，東北后來還能收復嗎？

當然，反對譏笑，并不是否定史實。抗戰前，我國的很多主權宣示，確實是無力實爭，只能“地圖開疆”。但抗戰后就不同了。

1946年10月，法國軍艦重占南沙，引起中國抗議。法艦被迫撤退后，國民政府派出“太平”號、“永興”號、“中業”號和“中建”號4艦，由林遵將軍率領，于12月間相繼收復西沙、南沙，從此派兵長期駐守。今天西沙群島最大的永興島和中建島、南沙群島最大的太平島和中業島，就是以這4艘軍艦得名的。這當然就不是什么“地圖開疆”了。

1947年，民國政府內政部公布《南海諸島位置圖》，圖中畫出了“11段線”，作為中國南海海域疆界，這就是今天我們堅持的南海主權“九段線”的來源。而中國的海軍陸戰隊一直駐守西沙，直到1950年8月海南島易手三個月后，西沙國民黨守軍“起義”歸順新中國。此后很長一段時間，西沙卻悄悄撤守，又回到了“地圖開疆”狀態，被南越趁虛占據，直到1974年，新中國才又通過“西沙之戰”，再次收復了西沙各島。

至于南沙，雖經大陸政權更迭，但主島太平島一直由國軍-臺軍駐守至今，成為今天中國人在南沙惟一實際控制的自然可居島嶼——盡管惟一，但由于是最大島嶼，仍是堅持主權的有力根據。而新中國由于海防薄弱，有限的海防力量主要用于對臺方向，在南沙不僅軍事上鞭長莫及，就是漁民，也由于1956年后政府實行禁海政策，從此絕跡于南沙。

直到1986年政府解禁，中國漁民“重返南沙海域探路時才發現，那里已是越南等國的天下”(趙葉蘋：《南海中國漁民直面外國軍艦》，《國際先驅導報》2011年6月17日)，而解放軍在1988年重返南沙時，除太平島以外所有自然島嶼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只能駐守一些需要人工增高才能待人的礁盤了。

這里，還要談談南海諸島中現在爭議很少，因而不太受關注的東沙。

所謂“東沙群島”，其實就是一個東沙島，加上幾處暗礁，雖非輿論焦點，但卻是南海諸島中自然面積最大、離大陸最近、經濟與國防價值也最高的島嶼。該島于清末曾為日本人竊占，妄名“西澤島”，中國政府贖回后，一時無力駐防，又被日本浪人侵居。

1925年，中國海軍江寶容中校率兵驅逐日本人后，開始派兵長駐。抗戰爆發后，東沙為日本海軍攻陷。1945年5月29日，太平洋戰場的美軍擊敗日寇，攻克東沙，隨后交還中國。1946年6月26日，中國軍隊登島接收，1949年后，由臺灣軍隊駐守至今。

1950年海南島解放后，國民黨守軍和黨政人員基本都撤到了臺灣，但在周邊南海地區，仍然留下一些據點，即東邊的東沙、南邊的西沙和西邊的浮水洲島。西沙、東沙后來的歷史已如前述，浮水洲于1955年易手，解放軍驅逐了國民黨人，在島上建立了黨政軍機構。但一年半后，這個面積等于西沙南沙總和(5平方公里)、位居北部灣海權中心基點的島嶼，被交給越南(越南改名白龍尾島)。

南海這些島嶼，陸地面積雖只是彈丸之地，但作為主權基點，涉及的海疆卻廣達上百萬平方公里，在大陸架與專屬海域都逐漸主權化的今天，它們的命運對國家前途極為重要。而我國今日在南海主權斗爭中持有的態勢，仍然要拜托抗戰后的遺產，除了浮水洲讓與越南、南沙絕大部分島嶼被周邊各國控制外，這些遺產中的西沙、東沙和南沙的太平島及若干礁盤，總算留在了中國人手里。

對此，海峽兩岸都是有貢獻的：臺灣一直堅守著東沙和南沙太平島，大陸在1974年后也開始經營南海，通過1974年的西沙海戰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戰，不僅收復了一度棄守的西沙，在南沙也保持了幾個礁盤上的象征性存在，為今后進一步鞏固海權，提供了基礎。

中國取得邊界爭議地區的主動權

海疆而外，我國自晚清以來還有大量的陸地未定邊界地區，抗戰前也只能處于“地圖開疆”狀態。抗戰后，中國大大改善了控制態勢，一度取得近代以來從未有過的主動。

例如中緬邊界，晚清以來英國不斷北侵，進入民國后，1914年，英國以印緬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麥克馬洪線”，但中國不承認。當時，中國在中緬段(克欽地區)主張的是更靠外的界線，包括了歷史上曾是中國屬地的一些地區。當然，在抗戰以前由于國力孱弱，中國政府實際無力控制這片地區，也只能“地圖開疆”而已。

我國今日在南海主權斗爭中持有的態勢，仍然要拜托抗戰后的遺產。圖為2003年11月份菲律賓空軍航拍的我南沙群島美濟礁建筑群。

抗戰前期，情況甚至一度惡化，由于當時英國置身事外，中國卻因沿海被封鎖，嚴重依賴緬甸國際通道，被迫接受英國要挾，未經邊界談判，就臨時通過換文，承認了英國控制的既成事實，從而有了所謂“1941年線”(主要涉及撣邦北界)的說法。

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英美參戰，日本侵占緬甸，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以蔣介石為司令、美國將軍史迪威為參謀長的“中印緬戰區”成立，緬北控制權因而經歷了劇烈的變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廢除以往的不平等舊約，簽訂平等新條約，其中的中英新約，并未肯定“1941年線”，“邊界未定”成為公認事實。

而在實際控制方面，中國遠征軍不僅在戰時一度控制了大部分爭議地區，而且由于果敢漢族土司宣布內附，重慶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國軍隊進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國軍隊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稱新中印公路，即今騰密公路)留駐密支那及克欽地區等情勢，抗戰后，中國對這些地區仍保有著強大的影響力乃至控制力。

盡管南京政府后來忙于打內戰，并未積極擴大這種控制力，但把這個時期的狀況，仍然譏為與抗戰前一樣的“地圖開疆”，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這個時期的許多爭議地區，不僅在中國地圖上劃在中國一側，而且實際上也控制在中國人和認同中國的地方勢力手里。

而英國勢力在抗戰后雖然重返緬北一些地區，但卻遠遠未能恢復戰前舊觀。一是戰前舊觀本來就沒能通過條約獲得法理支持;二是不僅很多地方仍有中國軍隊留駐，另一些地方也在戰時亂局中為地方民族勢力控制;加上戰后不久，緬甸就于1947年獨立，英國倉促退出緬甸，其在緬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談其他地區了。

更有甚者，由于英國在殖民時期搞分而治之，禁止緬族勢力進入這些地區，導致當地民族與緬族的傳統關系，本來就弱于與英、中的關系。戰時，由于當地民族(克欽族與果敢漢族尤其典型)追隨中英兩國抗日，而緬族的民族主義者卻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錯估形勢，企圖通過聯日反英，爭取獨立，因此幫助日本，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對立面，而且也加深了與中英同舟共濟的克欽等緬北民族的對立。

盡管日本戰敗前夕，以昂山將軍為代表的緬民族主義者，終于認清形勢，舉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鮑斯勢力那樣在戰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戰后緬族代言人的資格;但歷史的陰影終難消除，緬族想要繼承英國人在緬北的勢力，并非易事，何況，這種勢力在抗戰中也已大幅削弱。

此前，在國共內戰末期，國民黨敗軍退至中緬邊境爭議地區，強化了抗戰后中國人對當地的控制。在南段邊境的果敢、佤山一帶和北段的克欽地區，都是如此。作為中國內戰的延續，1952年，解放軍也進入這些當時國人認為屬于中國的地區，與國民黨作戰。于是，緬北出現了中國的國共兩軍和各個民族勢力各據一方的局面，除了幾個點外，緬甸中央政府對邊境幾無控制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緬甸領導人希望利用中國政權更迭之際，借新政權的力量，消除舊政權在爭議地區的勢力，幫助仰光政府控制緬北。于是緬甸成為最早承認新中國的非共產黨國家之一。而當時的新中國迫切需要外部承認，對此相當感激。

于是，在后來的邊界談判中，中國政府基本以中緬段麥克馬洪線和“1941年線”為基礎，承認了緬方對絕大部分爭議地區的主權要求，只有片馬和班洪兩個象征性地點，因歷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導致輿論沸騰，在國人心中有強烈的記憶，得以歸屬中國。在其余地區，中國政府不但應緬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進駐的解放軍，而且在撤軍后緬甸政府仍然無力填補真空的情況下，應緬方要求，出兵爭議地區，擊敗了國民黨軍隊，再把地方移交緬甸。

對此，緬甸總理吳努明言：“在我國，是有相當多的國民黨軍隊的。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對待我國，那一定會使我們遭到很大的損害……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出于愛護我國，在國民黨問題上對我們采取了一種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態度。”(余定邦：《中緬關系史》，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頁)

“再版巴黎和會”：雅爾塔體系造成的新國恥及糾正

前面說過，民國時期對中國國家權益的威脅主要來自日、俄兩強。抗日戰爭徹底打敗了日本，但蘇俄卻也是戰勝國。于是，中國盡管以比一戰大得多的犧牲，贏得了比一戰偉大得多的勝利，實現了“民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還是重復了一戰后的悲劇：

中國的戰勝國權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戰勝國居然要求繼承戰敗國先前的侵華“遺產”！

一戰后的巴黎和會上，是同為戰勝國的日本，搶奪了戰敗國德國的侵華遺產：青島和膠濟路;

而在二戰結束前夕的雅爾塔會議上，蘇聯同樣要求繼承日本的侵華遺產：以取得不凍港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原中東鐵路和滿鐵的總和)以及承認蒙古獨立，作為對日作戰的條件。(美、英在對日作戰中，犧牲比蘇聯大得多，但都不敢做如此要求)

姑且不說，中東路的權益，原本就是沙俄侵華的結果，連布爾什維克也曾認為不義，就算這權益由沙俄傳給了蘇俄(當年中國要收回，遭到蘇聯的野蠻報復)，但“九一八”之后，蘇聯卻主動把中東路權賣給了日本，本來已經與蘇無關，就算按不平等條約的觀念，中東路當時已是日本人的財產，即中國宣布要沒收的“敵產”了。然而蘇聯不僅索要，還公然宣稱，這是要雪當年日俄戰爭失敗之恥、恢復沙俄當年在華的“光榮”！

美、英為減少自己士兵的傷亡，居然答應了蘇聯的要求。而這時的中國，盡管可以在入越受降時“刁難”法國，卻仍然無法對抗蘇聯。于是，雅爾塔會議后簽訂的中蘇條約，就成為抗戰后的新國恥、1942年中美中英廢除舊約后，新出現的惟一不平等條約。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襲這一條約。但是對于兄弟黨掌權后的新生社會主義盟國，蘇聯不示好是說不過去的。1949年12月9日到1950年2月26日，毛澤東放下新建政權百廢待舉的事務，對蘇聯進行了兩個半月之久的馬拉松式訪問，其間的種種波折，如今已眾所周知，總之，斯大林最后答應了毛澤東的要求，另訂了一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放棄了1945年中蘇條約中攫取到的一些權益，主要是以新中國接受雅爾塔會議的結果為條件，換得蘇聯承諾于1952年歸還旅順，并且盡快交還大連與中長鐵路。

但是斯大林對此非常惱火。近年來沈志華教授根據檔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澤東的要求之際，斯大林立即改變了他此前一直反對金日成對南方用兵的立場，告訴金日成可以發動戰爭。

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蘇同盟”)。到了1952年，戰爭仍在進行，斯大林要挾說我要按約定時間撤出旅順了。當時仍在打仗的中國，沒有像樣的海軍，無法防守旅順，不得不反過來請求蘇聯不要撤。斯大林說，不是我不撤，是中國人不讓我撤，那就再簽個協定。“這個協定簽了就慘了，蘇聯繼續租用旅順港，沒有時間限制，實際上斯大林還是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沈志華：《毛澤東訪蘇軼聞》，2011年1月7日文史大講堂)

幸虧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后來上臺的赫魯曉夫立足未穩，要跟中國拉關系套近乎，于是蘇聯于1955年主動交回了旅順港，撤回了駐華蘇軍。當時蘇聯高層內部對此是有異議的，強硬的斯大林主義者反對這樣做。無論意識形態立場如何，僅從中蘇關系來說，我們也應當肯定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他首先修正的，是雅爾塔體系對中國的錯誤，就像華盛頓會議修正巴黎和會的錯誤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