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閑了，大臣們的角色也同樣變，原先在這個官僚體制中，各類的權力都被朱元璋拆分開來，而在這套變動過程中，本來拆分的權力，也又重新組合起來。比如原本分散的六部權力，被統一整合到內閣負責，而地方上原本分散的“三司”權力，被統一整合給各省的巡撫，以及負責多個省公務的總督負責。權力組合的結果，使得相關大臣的權限加大，連帶著話語權加大，辦公固然方便了，但和皇帝頂牛，也自然變得方便了。于是從明朝中后期開始，明朝大臣和皇帝頂牛的事，也就越發的多了起來。

到了明憲宗成化皇帝在位開始，群臣給皇帝頂牛，又多了新招數，經常是為了爭論一件事，鬧得大臣們以集體辭職相威脅。比較典型的事，就是西廠提督太監汪直引發眾怒，大臣商輅率領文臣進諫，以集體辭職為武器，迫使明憲宗罷免汪直并裁撤西廠，雖然這場爭斗，還是以汪直復職西廠復設，以及商輅黯然罷官而告終，但隨著文官集團話語權的壯大，集體辭職這一招，在之后明朝歷代皇帝在位時，都被大臣們屢試不爽。

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時候，大學士劉健等人率領群臣進諫，以集體辭職勸說明孝宗赦免兩京之獄中的獲罪言官，并嚴懲涉案宦官。明武宗朱厚照時期，發生過兩次著名的內閣集體辭職事件，一次是劉健，謝遷，李東陽三位閣臣，率領六部九卿集體辭職，勸說明武宗驅逐宦官八虎。另一次是明武宗在位晚期，常年外出巡游，并率兵在應州與蒙古韃靼部血戰，結果以梁儲，蔣冕等閣臣為首的百官，以集體辭職勸說明武宗回京理政。

而到了明神宗萬歷皇帝在位的時期，發生了著名的“爭國本”案，集體辭職這招，更從官員頂牛皇帝的殺招，變成司空見慣的常用招數，當時圍繞著立太子問題，堅持立皇長子的群臣，與堅持立皇三子的明神宗，展開了二十年的頂牛，期間每當雙方關系劍拔弩張的時刻，特別是諸多官員因為直言進諫遭罰時，總會鬧出重臣們集體辭職以示抗議的一幕，諸多重臣也因此掛冠而去。而苦受頂牛之苦的明神宗本人，更演出了三十年不上朝的雷人之舉。話語權越來越多的大臣們，在皇帝面前，也變得越發的不聽話。明朝官員的不聽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批評多，經常性的批評皇帝。二是管的寬，他們批評皇帝的內容，從國家大事到個人私生活，那是無所不包，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時候，一次參加經筵，不小心打了個哈欠，結果接著有言官進言，說皇上您打哈欠，這是對經筵的不尊重。

如果說這還算國家大事，那么隆慶年間的詹仰庇卻更雷，一次他偶然從太監處聽說，皇帝好像許久沒有寵幸皇后了，這本來是人家兩口子之間的私事，結果詹仰庇靈感大發，上奏奇文一篇，要求皇帝要多寵幸皇后，皇帝皇后夫妻恩愛，才是國家的福氣，一番怪論，鬧得隆慶皇帝哭笑不得。甚至有時候，官員批評皇帝，不但不問青紅皂白，而且是不顧事實，完全憑借道聽途說甚至臆測。這種事典型倒霉的，依然還有隆慶皇帝，一次隆慶皇帝偶爾沒有上早朝，接著御史蔡汝賢就上奏說，皇上您這幾天生病，我聽說您最近縱欲過度，夜夜寵幸美人，您這樣可不行啊。如此奏折，把隆慶皇帝委屈的不行，以至于直接下詔書反駁說：你以為我生病是因為好色嗎？我真的是干工作累的。

比起隆慶皇帝來，他的兒子明神宗朱翊鈞更委屈，那時候朱翊鈞三十年不上朝，到了臨終的時候，還專門把內閣首輔方從哲叫到宮里來，方從哲本來以為皇帝叫他是來托孤，沒想到明神宗當著方從哲的面卷起胳膊展示說：你看看我的胳膊都浮腫了，這全是干工作累的，外面那些大臣們，整天上奏折胡說，說我在宮里不務正業，你可要為我證明啊。一番話當場把方從哲雷翻，還沒等方從哲回過神來，明神宗又接著對身邊太監說：我每天是怎樣辛勤工作的，你一定要如實說給方大人聽。

而比起這兩條來，第三條卻更讓皇帝們抓狂，就是官員權力越來越大。放在明初的時候，官員生活那叫一個苦逼，那時候朱元璋大權獨攬且律令嚴苛，官員們稍微犯錯就會被嚴懲，甚至每天上朝，如果能平安回來，有些官員家還會照燈結彩格外熱鬧——慶祝自家老爺又多活了一天。

而從明朝中后期以后，官員的話語權也越來越大，特別是皇帝說話，有時候也是可以不聽的，比如皇帝想用錢，發文到戶部去，戶部如果覺得這筆錢不該用，就可以不撥錢，并且把皇帝的詔書原封不動退回，這叫封駁。

不但用錢可以問題可以封駁，其他問題上也能封駁，甚至皇帝認爹的問題，明世宗在位早期，發生了著名的大禮儀之爭，起因是以外地藩王身份即位的明世宗，拒絕按照皇室法統，不認已故的明孝宗為爹，反而要堅持追封自己的親生父親興獻王帝號，引發群臣不滿，以楊廷和為首的內閣大臣堅決對抗，明世宗下的詔書，大臣們不照辦。一場禮儀之爭，把明世宗折騰的叫苦不迭。

這種越來越煩的情況，明朝歷代皇帝都不會等閑視之，因此即使是再荒廢朝政的明朝皇帝，在位期間都在這個問題上開動腦筋，用各種辦法強化皇權，最通用的辦法，就是強化宦官權力，用以對抗話語權越來越大的群臣，這招從明宣宗執政時代就開始用，他在位的時候設立司禮監，給予司禮監批紅權，使宦官集團在朱棣時代有了特務權后，又多了行政權，之后的時期里，明朝宦官地位的提升，其實是和明朝文官集團地位的提升同步的。

而每一代帝王，也都有一些自己的辦法，明憲宗除了增加特務機關，加強對群臣的監控外，也注意放開言路，言官批評他的奏折很多，他雖然多不接受，但處罰言官卻很少。而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時期，由于他之前的明武宗時代，宦官威權過重，他登基后開始限制宦官權力，提高文官集團地位，重用內閣。

每一任皇帝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實道理都是一樣，當明朝皇帝，文官，宦官這個權力三角體系確立后，其權力的分布，就變得好像一只天平，皇權在中間，文官和宦官各自占兩邊，在明朝做個好皇帝，其實也就要求做到一條，要保持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之間的權力平衡，整個明朝中后期，所有執政成就最好的時代，都做到了這個平衡。

典型如著名的“張居正改革十年”，盡管當時的明神宗還是個小孩子，但是擔任輔政大臣的張居正，與擔任宦官集團首腦的馮保，既是相互利用的伙伴，卻在權力上也相互制約，張居正有輔政大權，然而卻無廠衛大權，同時他的輔政權，也需要得到來自宮廷內部，尤其是明神宗與李太后的支持，因此必須要倚重馮保，馮保雖然是宦官首腦，但行政方面，同樣要倚重張居正，這種相互的倚重，成就了張居正大刀闊斧的改革，有了著名的“萬歷中興”。

由此可見，在明朝好皇帝的首要標準，其實就是一句俗話：在宦官和文官之間，要一碗水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