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一戰期間，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總統府和國務院)之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尤其在對德宣戰這個問題上，充滿了火藥味，是“府院政潮”的一支小插曲。看似一個外交問題，是國家利益的權衡，其實是兩人爭權的表現，兩人都想大權獨攬。

黎元洪認為，“大總統有宣戰媾和的特權”，而段祺瑞則認為：“總統雖有特權，責任則在內閣。總統既不對國會負責，又可以推翻內閣的決議案，這樣的總統就像專制皇帝一樣！”——總統既有特權，他這個內閣就沒有事情可做了，成了附庸。因此，誰在對德宣戰問題上爭贏了，就表明誰一步步抓得了話語權。

但是在對德宣戰這個問題上，段祺瑞不僅遇到來自黎總統的阻力，還有來自國會的阻力，國會并不認可參戰案。5月7日，對德宣戰案提交到國會，5月8日，國會開會討論，沒能形成統一意見。為了爭權獲勝，段祺瑞就想出了一個法子——雇傭五毛黨，組成“公民團”，假造民意，包圍國會，脅迫通過對德宣戰案。

當天，北京城突然冒出“五族公民”、“陸海軍人代表”、“北京政學商界”、“北京市民”等游行隊伍，他們手持白旗，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國會附近，人數有兩千多，看見議員走過，就把各種各樣的“請愿書”和“警告”傳單塞過去;如果議員拒絕接受，“公民”就把他們拉下車來進行毆打。“公民團”威脅國會，并提出三項意見：一是要求國會當天通過對德宣戰案;二是國會如果不通過，就要求解散國會;三是政府如不肯解散國會，公民將自動搗毀國會。總之，不達要求，他們就對國會和議員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據說，那些搖旗吶喊的“公民”，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軍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扛夫和失業游民。因為這事是段祺瑞一手導演的，所以國會外維持秩序的警察與他們相處融洽，并沒有驅散他們;相反，國會工友從外購買食物回來，準備給議員食用，卻被五毛黨團團圍住，搶奪一空。

“公民團”包圍國會的問題一直僵持到晚上9點，對德宣戰案遲遲未獲通過，有一些“公民”開始向議院內投擲磚瓦，恫嚇議員接受他們的要求。不料一塊飛石擊中了跑來國會采訪的日本聯合通訊社記者中野，段祺瑞害怕因此引起外交事件，這才命令警察驅散“公民團”。

我這樣說是有事實根據的。當時北京的《醒華報》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這個讀者自稱就是當天圍攻國會的“公民”之一，叫王合新，他在這封讀者來信里暴露了當天的丑劇：“鄙人來京謀事未遂。前日由同鄉合肥人陸軍部秘書譚君毅甫介紹加入公民請愿團，當時言定自12點鐘起，隨大家包圍議院，每點鐘給大洋五角，散時立付。并云，將名冊造成具報總理(段祺瑞時任總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時而往。站至(晚)8點半始去，并被軍警擊一槍托。當晚往尋譚先生領取公費大洋四元兩角五分，乃譚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譚先生避而不見面，由一少年出見，大言恐嚇。并云：此事鬧糟，總理不肯認賬，恐怕要辦兇手，囑令閉門不出，不許再提此事。鄙人忿極，為此特請登出，俾知譚之欺人手段。”

原來，按照孫中山的允諾，如果袁世凱逼清帝退位，襄贊革命，國會就選他做正式總統。袁世凱耍了個手腕，果真逼退了清帝，他覺得選他做中華民國第一屆大總統自在預定之中，袁世凱盼望這一天也盼了很久。

1912年10月6日，國會會議召開，準備選舉中華民國正式總統。雖然袁世凱手中拿了最好的牌(黎元洪是最大的競爭對手)，但是袁世凱害怕國會中第一大黨國民黨從中作梗。當天的宣武門大選會場雖然有正式軍隊荷槍實彈，但仍然被三四千人的“公民團”團團包圍，兩者相處融洽。這些“公民團”由洪幫首領張堯卿率領，因此，與其說他們是“公民團”，不如說他們是公民打手，他們“代表民眾”來表達“民意”，警告每位議員：不選出袁大總統，不準出場。

在眾議院會場，國民黨、進步黨及各小黨派議員共到七百五十九人，需投票三次，檢點人數、發票、投票、唱票，每次約需四小時，少說也要兩三天。但議員們被“公民團”死死圍住出不來，只好硬著頭皮繼續開會。進步黨議員籍忠寅、田應璜、張漢、廖宗北、彭邦棟等癮君子煙癮發作，哈欠連天，涕淚滿面，扯發撕衣，丑態百出，但是“公民團”決不通融，就是不讓他們出來。煙鬼們實在熬不住了，他們到處找國民黨議員，作揖講好話，哀求他們放棄自己的想法，趕快選出大總統，好早點回家。

進步黨本部送來兩擔面包點心，說是給擁護袁總統的議員們食用的，“公民團”讓送進去了;國民黨本部也送來食物，“公民團”就不讓送進去，“公民”們還破口大罵“餓死活該”，國民黨議員只能在會場忍饑挨餓。

經過兩輪投票，袁世凱獲票都沒有過半，還得繼續投票。第三輪投票時，天色已暗，這時，一些饑腸轆轆的國民黨議員也動搖了，袁世凱終于得票過半。主席湯化龍大聲宣告袁世凱當選中華民國第一屆大總統。掌聲稀稀拉拉——國民黨議員不鼓掌;進步黨中老者、病者、饑餓者、發煙癮者，疲極無力，也不愿意鼓掌。會場外，“公民團”聽說選出了袁世凱，領了報酬一哄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