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朋友“讓我告訴仆人謝絕訪客，說我不在家。我告訴他，我們不能說謊話。他聽了笑道，在中國這并不是罪過……

利瑪竇是耶穌會的傳教士，歷史上第三撥來華的基督教人士。元朝那會兒，他的意大利老鄉馬可·波羅在游記里記載著，中國的許多地方都建有也里可溫寺。“也里可溫”，就是“拜上帝者”的意思。再早的，是唐朝的景教，傳教士阿羅本得到了唐太宗特派儀仗隊隆重歡迎的待遇。

前兩撥熱鬧一陣之后，在中華文化里幾乎沒留下一丁點痕跡。到利瑪竇東行，卻可說碩果累累，單憑他和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已足以讓他無法輕易消失。

《利瑪竇中國書札》收錄的是利瑪竇當時寫給他的會長和朋友們的書信。對部分中國讀者來說，以下內容可能會是最先引發興趣的部分—

(1)這就是南京，那座在中國人的眼中，世界上最壯觀美麗的城市。事實上，我也認為這是所有這些東方城市中最美麗的。

(2)我發現了他們十分完善的治理國家的方式。沒有任何宗教的組織結構能與他們的立法制度相比，非常規范，各司其職。

(3)如果說中國沒有偉大的哲學家，是因為他們從沒有過真正的哲學。但一旦有人教給他們，他們會在許多方面超過我們的。

(4)這個國家重視讀書，對科學很感興趣，但是，很藐視武力。

中國人的生活場景想必總有令他愕然不解之處。今天想來，一群明朝人與利瑪竇站在一起的情形，頗能激起不乏幽默細胞的人會心一笑：

(1)中國人十分崇拜一些神像，可愿望未能實現時，他們會毫不留情地砸毀這些神像。可很快又會平息下來，再拜其他神像。

(2)由于我們的建筑風格與他們的截然不同，我們便成了他們參觀的對象……如果要是收門票的話，我們還能賺一些錢呢。

(3)每當我到一些人家拜訪時，都得到了盛情的款待。而他們的妻子和孩子會從各個角落里冒出來，跑來看我。

作為傳教士，利瑪竇談得最多的是信仰。在他看來，中國人缺乏崇高的精神生活，“他們將現世視為天堂，沉醉于盛宴戲曲、歌舞笙簫和世間一切陋習”。晚明的社會風氣有股爛蘋果的味道，但顯示利瑪竇過人之處的并非這種旁觀姿態的批評，緊接著他說：“正像世界各國的高官顯貴們一樣，他們也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盡情地享受著這一切。”

這句今天聽起來很平常的話意味著，說話者在400多年前已清楚人性之惡的相通與雷同，其視野不為民族人種所限而偏頗。

他念茲在茲的傳道，是從舉辦“歐洲遠來異物”展覽開始的。“我用這些世界地圖、地球儀、自鳴鐘、星盤和其他作品給人們講課，在當地人中贏得了世界上偉大的數學家的稱號”。“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出于對我們的繪畫、印刷品、圣像和鐘表的好奇才來的”，這些登門拜訪與禮貌的回訪，被利瑪竇視為傳教的機會。

一次，利瑪竇身體不適，中國朋友“讓我告訴仆人謝絕訪客，說我不在家。我告訴他，我們不能說謊話。他聽了笑道，在中國這并不是罪過……在這里，人們言行上有些不拘小節，于是就將我們的行為視為奇跡。這也為在他們中間傳播基督信仰打下了基礎”。

利瑪竇死后，史無前例，萬歷皇帝御賜他安葬在北京二里溝墳塋。同在中國的傳教士說：“如果我們的人能夠達到利瑪竇神父的水平，贏得他那樣的聲譽時，那我們真的可以說已經很成功了。”

萬歷年間，中國還是很可以撐撐場面的。中西方恰好處于均勢，那是儒耶相遇的蜜月期。打那往后，即便有一段康乾盛世，也不過是帝國的背影。再沒有一個西方人，像利瑪竇那樣懂得欣賞并發自內心地贊嘆中國的文明。

交往背后的實力對比，晚近以來變化太快，雙方都不大適應。尤其是與政治糾纏在一起的時候，心理更失了平和與耐心，教案與義和團的發生也就不顯得突兀了。歷史，就這樣進入了缺乏修養的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