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三國歷史逐漸發現一條規律，漢末三國“三巨頭”中論雄才和大略其實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曹操長于軍事，外交一般，短于政治；劉備長于政治，軍事一般，短于外交；孫權長于外交，軍事一般，短于政治。

以上說法可能會引起爭論，因為它不能完全運用到個案分析之中，比如說劉備短于軍事，但漢中之戰他完勝曹操；再比如說孫權短于政治，但在他的前期江東呈現的是一個團結奮進的政治局面。上面這些說法是站在三個人一生高度去說的，是一個大方向。

曹操短于政治，這個爭論似乎不會大。從政治出身上講，曹操屬于漢室舊臣的后代，本人也是一名“舊臣”，他本來也打算按照“能臣”的標準設計自己的政治規劃，曾表示死的時候墓碑上能刻一個“漢征西將軍”就十分滿足了。考察曹操的生平軌跡，這一表態絕非惺惺作態，也不是政治上的矯情，應當是某一階段里曹操真實內心的寫照。

曹操政治生涯的巨變開始于迎請漢獻帝都許縣，本想“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他，最終卻沒能逃過“權重欺主”的詬議，被眾人一致認為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站在了傳統政治的對立面。如果梳理曹操從漢靈帝中平到漢獻帝建安年間的所有史跡，也許你會更傾向于認為這是對曹操的誤解，因為曹操并不想把事情演變成這樣，但所有的所有，既跳出了他的把握，也跳出了他真實的愿望。

應該說“奉天子”、“挾天子”這樣的政治規劃從一開始就有問題，當時比他更有勢力的袁紹經過一番評估后主動放棄也出于這個原因，這個問題很復雜，也存在著很大爭議，不在本文討論范圍內。這里想說的是，由于政治架構設計上存在著天生缺陷，曹操在獲取了“奉天子”、“挾天子”帶來紅利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壓力，這種反向力量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對曹魏政權破壞程度之殘酷，是曹操和他的繼任者們都沒有預料到的。

漢獻帝劉協與諸葛亮同年，小曹操26歲，東歸那一年他只有15歲，曹操41歲。5年后漢獻帝到了弱冠之年，按照最保守的看法此時天子也應該親政了，曹操交權還是不交呢？如果交權，官渡之戰本年才開打，能交不能交？如果不交權，好了，罵聲將如潮水而來，奸臣、篡位、謀逆等等，政治臟水將讓你無處躲藏，敵人罵、民間罵，本陣營里的政治對手們也在小聲地罵。獻帝剛到許縣時，八方人士如云如雨般主動涌來，一派繁盛，可是這股人才的涌流并未持續很久，以至于曹操后來不得不連續三次發布《求才令》到處找人才，表面原因是那個時代人才資源的稀缺，背后的主因恐怕與曹操所背負的政治包袱有關。

從個性上說，曹操是性情中人，敢想、敢干也敢說，敢做人之不可做，如早年棒殺大宦官的叔父；敢直面黑惡勢力不退縮，如在濟南國任上刮起的反貪腐、禁淫祠風暴；也敢于表達自己的觀點、敢于拒絕，如中平年間回應袁紹、許攸等人私下串連的政變。在行事風格上曹操絕不是畏手畏腳的人，但真正掌權之后，也許意識到政治上已然形成了不可逆轉的短板，越是軍事上取得成功，曹操越是在政治上畏縮不前，各種顧忌反而增多了。

也許有人會說，曹操先當司空，再當丞相，建魏公國、魏國，稱魏公、魏王，難道這也叫畏縮不前嗎？可試想，一個通過自己奮斗、靠著一場一場撕殺拼來了大半個中國的地盤，手里握有數十萬精兵強將、絕對掌控最高權力20多年的人，卻始終不敢取政權而代之，只能通過一點一點的所謂改制為自己的權力增加幾條備注，這樣的先例之前可曾有過？之后可曾有過？這不是肆意枉為、大膽忤逆，而是內心缺乏政治自信的表現。

缺乏政治自信讓曹操對待政治對手的態度充滿了游移，他想妥協，結果越妥協問題越多；他想和解，結果造就了更多的對手。表面看他是個嚴厲的人，對屬下要求極嚴，不滿意時常當面責罰甚至責打屬下，有的屬下竟然常備毒藥在身上以防無法忍受時自殺，這種嚴苛令人恐怖，政治上的對手他也殺了不少，從董重、伏完、徐他這樣的謀反者，到邊讓、孔融這樣的“反曹斗士”，因政治原因死于曹操刀下的人士可謂不少，與劉備甚至孫權相比，曹操這方面的殺戮似乎多了許多。

但這只是表面，不能就此得到曹操殘暴嗜殺的結論。作為一名掌權者，曹操管理的地盤最大、掌權的時間最長、受到的挑戰也最多，殺人也不可避免地會多，而如果把所有個案逐個進行分析的話，曹操嗜殺的結論更無法成立。

關于曹操殺人的問題，有幾點需要澄清：

第一，因為擔心政治環境進一步惡化，曹操其實并不敢對士人隨意開殺戒。曹操真正涉及政治議題是在迎請漢獻帝之后，之前軍事斗爭是唯一的主題。曹操把漢獻帝接到許縣，不久即發生了邊讓被殺事件，這件事被認為是張邈、陳宮兗州之叛的誘因，但兗州之叛發生在興平年間，而殺邊讓是其后的建安初年，二者并無關聯。不過，邊讓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士人被曹操說殺就殺了，這件事在士林引起了巨大震動，這時候大多數人對曹操還不太熟悉，因為此事件他們對曹操產生了警惕，袁紹等對手又趁機挑動雙方的對立，曹操在士人中的形象大損。曹操大概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很快就改變了策略，對士人更加尊重，能容忍就容忍。

建安初期曹操對孔融相當尊敬，孔融和袁紹是宿敵，曹操把自己大將軍的名號讓給袁紹時，派去宣達詔書的就是孔融，這樣的安排想必也融也心知肚明。孔融的老朋友禰衡是個怪人，孔融說他有“狂疾”，也就是精神病，邊讓被殺的細節不清楚，但禰衡有意挑戰曹操權威的做法估計邊讓都做不來，但曹操沒殺禰衡。孔融后來一反初期與曹操的良好合作，逐漸變得鋒芒畢露，多次不假掩飾地反對曹操，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對曹操個人進行羞侮，以“只求一死”的姿態考驗曹操的耐心，像這樣的情況，估計換成孫權早就“咔嚓”了，到少也撤職流放，虞翻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曹操一忍而再忍。

第二，出于對現實利益的考慮，曹操對愿意歸降自己的人基本不殺。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了，只說說張繡和劉備。張繡欠著曹操的血債，曹操的長子曹昂就死于他的手中，曹操在南陽至少打過兩次大敗仗，也都是張繡干的。論實力張繡算不上一流的割據者，但南陽郡離許縣太近，讓曹操不得不把他作為征伐的首選，經過一系列的博弈，在勝負未明的情況下張繡突然宣布易幟，要投降曹操，曹操接納了張繡，許以高官、封以侯爵，為打消張繡的顧慮還跟他結成兒女親家。大家覺得曹操很高明，但若以一個常人的心去看，有多少人能看出彼時曹操內心里的痛苦？曹操對待劉備也一樣，在三國人物里都說呂布是“三姓家奴”，但若論投靠過的人數，劉備肯定輕松就打破了呂布的紀錄。劉備的政治誠信和梟雄本性讓曹操狐疑不已，有多位智囊也都建議曹操殺了劉備，但曹操經過認真考慮，決定不僅不殺，還許以更高的官職、給予更優厚的禮遇。“殺此一人失英雄”，長久以來這都是曹操的內心寫照，不敢輕易地殺戮，擔心堵塞英雄投奔之路，即使是呂布那樣政治信用完全喪失的末路者，曹操仍然一再猶豫是否該殺，以至于最后一刻還在動收投他的念頭。

第三，對于謀反者曹操無法原諒，但誅連范圍十分有限。曹操一生經歷多次謀反事件，一部分政治激進分子不滿意曹操未將最高權力交還漢帝，試圖通過政變的方式對曹操進行肉體上的消滅，對于這樣的對手不管哪位君王想必都不會寬恕，但是與一般的君王的大肆殺戮不同，曹操殺這樣的人時也盡量保持了克制。董重、伏完兩次謀反事件敗露后，所殺的也只限骨干分子，曹魏陣營里的主要文臣、武將似乎都沒有受到牽連。曹操征關中期間后方發生了田銀、蘇伯等人的叛亂，負責留守的曹丕等人鎮壓了這場叛亂，事后抓了上千人，有一部分人主張把他們都殺了，程昱反對這么做，曹丕接受了程昱的建議，沒有擴大追究的范圍，曹操聽說這件事后十分滿意，后來專門對程昱說：“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第四，還有些人被曹操殺了，由于因史書記載模糊而留下非議的空間。按照上面幾條的說法，曹操是一個慎殺、甚至有時不敢殺人的人，這與多數人心目中的曹操未免太大相徑庭了。曹操還殺過很多人，許攸、楊修、路粹、婁圭、劉勛、崔琰、劉禎……這個名單并不算短，甚至還有荀彧、張繡，沒準也是曹操殺的。其實，前面那幾位是事實，史書都有記載，但除了崔琰外，其他幾個人所犯何事、因何被殺，記載得相當模糊，有的一筆帶過，如路粹、婁圭、劉勛，是他們犯罪該殺還是冤案，史書并未說明；有的雖有說明，卻說得含含糊糊，如楊修、劉禎，按照有限的記載，他們的死完全屬于曹操因小事而隨便開殺戒，但這并不符合曹操的性格。

舉一個高柔的例子，因為跟袁紹有親戚關系，曹操確實想為難他，讓他去做司法方面的工作，等他辦個“冤假錯案”再去追究他，但曹操后來發現高柔這個人很勤懇，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官員，就改變了想法，反而重用起高柔來。

高柔的經歷至少說明兩點：一方面曹操即使要殺人也不是說殺就殺、說辦就辦，遠沒有隨意到那種程度，如果說楊修只是一句話、劉禎只是一個眼神就挨了刀，就有些太牽強了。崔琰被殺出于一場政治斗爭，為的是保證接班人曹丕順利繼位，這另當別論。至于后面的兩位，荀彧和張繡，并沒有可史料指出他們死于曹操之手，問題是也沒有史料對他們的死給一個權威、詳細的說明，這筆帳最后還是記在了曹操的頭上。

亂世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曹操不是一名圣僧，以普渡眾生和不殺為戒律，但縱觀他的一生，絕沒有以殺戮為手段、為樂趣，包括關于他屠城的那些傳說，也都經不起推敲，他所做的基本上是他這個角色和地位的掌權者都會做的，既談不上過分，更不能稱為嗜殺的魔王。但曹操在身后背負了太多的這方面的惡名，而劉備和孫權的名聲顯然好得多。這么說不是為曹操“翻案”，對曹操來說其實現在已不需要“翻案”，只是擺一擺史實、發一發感慨罷了。如果站在所謂的“帝王學”角度去看的話，曹操這個人表面嚴厲，手段其實并不強硬，這大概是他生前被對手屢屢挑戰、身后被世人反復詬病的主要原因吧。對孔融這樣的人，曹操如果像孫權對待虞翻那樣，早早把他流放出去，來一個殺一儆百，也許從此就會少了幾分噪音而多了一份清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