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革命的世紀。革命的隊伍里誠然有投機者、起哄者、小販、幻想癥患者，但開辟新世紀的革命家們多有理想，有仗義疏財、毀家紓難的精神和實踐。他們視金錢如糞土，而視道義、友誼、文明等等為生命的最高價值，人生的飛揚展開在他們是自然之事，又是他們不得不如此的本質。在后革命、或祛魅社會的人們看來，革命家們那種集理性、欲望和精神氣魄于一身的人生行狀已經是不可理喻的張狂之舉，是不可企及的德性高標。

張靜江就屬于這樣的革命家。

張靜江本是商人的后代，他自己在商場也長袖善舞。他跟晚清名臣孫寶琦出使巴黎，在父親的鼓勵下，發(fā)展海外貿易，獲得成功。但他并沒有為此滿足于做社會分工中的商人角色，或做政府的小公務員，而是因緣際會，進入了國家制度的參與建設層面，介入了時政。

在巴黎，對清政府腐敗無能反感的張靜江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成為一名激進的反清革命的倡導者。1905年，張靜江與吳稚暉、李石曾三人成為莫逆之交，聯(lián)合陳璧君、蔡元培等人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刊行《新世紀》周報、《新世紀叢書》和美術畫報《世界》，開中國人宣傳無政府主義之先河。他經常在旅歐華人中發(fā)表反清言論。由于他的清使館隨員的特殊身份，聽眾懷疑他別有用心，不敢與他交往。盡管如此，以”宣講師“自居的張靜江依然故我，逢人即倡言革命、尋找知音。一次，他陪同孫寶琦到比利時參觀，見人大談革命道理，結果被當地留學生中的革命黨人誤認為奸細，幾乎遭到毆打，幸虧他一陣疾走才逃脫。這種狂熱而孤獨地宣揚革命的經歷，幾乎是任何時代渴望變革又找不到具體道路的眾多仁人志士的共性。這些人也容易頹廢成為大變革時代的”多余人“、”畸零人“。

但張靜江卻沒有懷才不遇的傷感，也沒有犬儒頹喪的消沉。為尋求中國社會發(fā)展進步之路，他主動結識同路人。1905年，二十八歲的張靜江坐船辦事，得知孫中山也在同一船上時，就去結交孫中山：“君非實行革命之孫君乎？聞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國。近數年在法國經商，獲資數萬，甚欲為君之助，君如有需，請隨時電知。余當悉力以應。”

張靜江給孫中山留下地址，相約通電暗號，電文以ABCDE代表不同的數碼：A為一萬元，B為二萬元，C為三萬元，D為四萬元。E為五萬元。兩年后，東京同盟會本部經費枯竭，籌款無著。孫中山萬般無奈之際想起與張靜江邂逅之事，便對黃興談起，想往巴黎發(fā)一封電報試一試。他們就給這個清政府使館官員發(fā)電文，寫了一個“C”字。很多人大惑不解，有人說孫幼稚可笑，有人說孫滑稽荒唐，還有人跟孫中山打賭：“僅憑一個C字，能討來三萬法郎，豈非太陽從西邊出？”(據說當時孫中山的生活費一天僅為一角五分。)但數日后果真有三萬法郎從巴黎匯到，革命者們大為驚喜，視若“天佑”。

后來孫中山為籌集廣東及云南革命起義所需款項，又先后以A字和E字致電張靜江，張兩次都如約匯到一萬和五萬法郎。為此，孫中山讓胡漢民代筆函謝張靜江，并詳述軍事行動及款項開支情況。張靜江復信說：“余深信君必能實行革命，故愿盡力助君成此大業(yè)。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實無報告事實之必要;若因報告事實而為敵人所知，殊于事實進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進，即勝于作長信多多。”以后孫中山有急事需求援，張靜江總是想辦法如期按數匯款。

孫中山曾說：“自同盟會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名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古人有為國毀家紓難之說，張靜江的行為正是這樣。孫中山與張靜江初識時即稱他為“奇人”，后稱他為“民國奇人”，以后稱“革命圣人”，并題“丹心俠骨”相贈。

把家產捐給革命，張靜江對國民革命的貢獻可見一斑。有人曾說，沒有張靜江就沒有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實際上，張靜江的俠義不僅表現(xiàn)在對革命事業(yè)上，在生活中，他也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有勇氣有毅力的人物。他本名增澄，字靜江。年少即好交友，喜歡李清照“生當為人杰”之語，而改名人杰。他小時即富有遠見，在他的建議下，家里購置滅火器材，時人稱為“洋龍”，以取代我國傳統(tǒng)的老式的救火工具。他雖是富家子弟，卻跟工人們一起救火。因救火落下殘疾，但他有毅力讓自己成為騎馬和騎自行車的高手。十八歲時，張靜江乘輪船去上海，輪船被撞下沉，張靜江得船主之助脫險后，馬上想辦法救其他人，他請眾人幫忙：“誰能救出一人，愿賞大洋一百元。”

船上人都知道張家公子說話算數，紛紛下水救人，他當場寫了十四張紙條給救人的鄉(xiāng)民。當他后來回家查賬時，發(fā)現(xiàn)憑條領取謝銀的只有八張，還有六人沒有來拿錢，就讓賬房去查明姓名，馬上送銀上門。此事一傳開，南潯鎮(zhèn)上一片贊譽，張靜江急公好義、慷慨豪俠的美名一時傳遍。

可以說，張靜江當得人杰之名。從他少時的作為中不難理解，這個有見識也有擔當的人遲早會進入時代的中心地帶，而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這也符合民族國家的現(xiàn)代化歷史規(guī)律，即必須有一批個體成員超越現(xiàn)成的社會結構，而努力把自己發(fā)展成為跟國家社會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以參與國家制度的安排建設，民族國家才會擺脫傳統(tǒng)社會的超穩(wěn)定局面，而獲得長足的進展。張靜江雖然是商人之后，卻在這種大變革的年代里弄潮，以政聞名，以至于有人稱他是“現(xiàn)代呂不韋”。他在二十世紀初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是二十世紀初江浙財團的四大亨之一，是國民黨的四大元老之一。孫中山稱他為中華第一奇人，毛澤東認為他是有“經濟眼光的人”，陳果夫則稱他為“黨國理財”第一人，蔣介石更稱他為“革命導師”。

孫中山去世后，正是張靜江的遠見和鼎力相助，他的盟弟蔣介石才得以在巨頭林立、一盤散沙的國民黨內脫穎而出，入主國民政府。

南京政府成立后，張靜江呼吁全國轉入建設，他對人說：“總理(孫中山)提過的，革命就要建設，不建設，革命就要失敗。因此，我黨政軍都可不管，惟有建設，我是一定要干的。”他的呼吁得到了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于右任等國民黨元老的支持。1928年 2月，國民黨中央作出了決議，成立建設委員會，直屬國民政府，由張靜江任主席。

1929年，張靜江就組織舉辦了杭州西湖國際博覽會，開我國商貿博覽歷史之先。他還從發(fā)展基本建設入手，確立鐵路、電氣、通訊、水利為國家第一先上項目。親自選人才、定計劃、設結構、籌經費，強調勤儉快捷的辦事作風。先辦電廠，又籌建全國無線電臺，創(chuàng)辦淮南煤礦，開辦江南汽車公司、淮南鐵路公司。建設委員會從成立之日起至 1938年的十年間，在經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不拿政府薪水的張靜江僅領公款十余萬元，而為國家創(chuàng)造財產達五千余萬元，為后來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顧準曾說，“革命者在革命勝利后應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張靜江可以說是最早的實踐者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如此，相當多的革命者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旗幟下走向自己的反面，以革命的名義腐敗，享受、獨占權力。張靜江在革命的異化年代不可避免地被排擠出權力的核心，他以盟兄之患難幫助蔣介石執(zhí)掌最高權力，但他并沒有分享什么權力，反而跟盟弟逐漸疏遠。當宋子文的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后，他就成了有職無權的擺設。最后，花甲之年的張靜江在空門中找到了歸宿。

張靜江的晚年備受冷落，只到死時才又極一時哀榮。1950年9月 3日，七十四歲的張靜江病逝于紐約。國民黨中央黨部和蔣介石等都紛紛電唁，并給遺屬匯寄治喪費。9月 16日，臺灣“國民政府”明令褒揚。“中央黨部”特設靈堂公祭，蔣介石親自為他主持追悼會，親書“痛失導師”的挽詞。六年后，在張靜江八十歲誕辰紀念會上，蔣介石又為其題詞：“毀家紓難，以從事革命，踔厲無前，以致力建設，俠骨親情，高風亮節(jié)，一代典型，邦人永式。”

一代人杰，如此人生，不算悲劇，更不妄虛度。

張靜江故居在湖州古鎮(zhèn)南潯，是典型的江南豪宅。大廳內有清末狀元張謇所題的匾額“尊德堂”，中堂系謝公展的畫作，兩側是孫中山題寫的對聯(lián)：“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抱柱聯(lián)則為翁同龢所題“世上幾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我國革命家的風范令人感慨。

一代人杰，如此人生，已澤親朋，更惠及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