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26日，年僅25歲的長春第一光學儀器廠青年工人史云峰開始了他人生中的一個大膽的舉動：向吉林省內的14個省市黨政機關單位寄出了25份傳單，傳單內容主要是“必須給劉少奇同志恢復名譽”、“我們信任周恩來同志”、“江青還我八億人口的文藝生活”，等等，矛頭直指當時的“四人幫”。

兩天后的10月28日，史云峰又在長春市勝利公園門前的交通崗樓上貼出標語：“廣大干部、黨員、工人懷念劉主席！所謂‘文化大革命’是極左路線大泛濫！”等等。

史云峰向吉林省內黨政機關寄送傳單、張貼標語一事，因與當時極左的政治氣候相左，立即引起當地公安機關的高度重視。于是，有關此事的報告迅即層層上報，一直報到北京最高層。據史料記載，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迅速在上報材料上批示：“反動匿名信內容極其反動”，并親自命令公安部派員赴吉林省協助破案。

按照王洪文等人的批示精神，公安部把這一案件確定為特大的現行反革命案件，案件代號為44號。公安部隨即派人從北京來到長春協助破案。公安人員通過排查匿名信的筆跡、加蓋的郵戳、信件郵寄路線，很快查出為長春第一光學儀器廠青年工人史云峰所為。1974年12月24日晚，史云峰以現行反革命罪被秘密逮捕。

在1974年12月到1976年12月近兩年時間的數十次審訊中，年輕的史云峰經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體折磨，但他始終拒不認罪。史云峰對審訊他的公安人員反復陳述：“我忠于革命，忠于共產主義事業，為人類的幸福而不惜犧牲自己生命，心永遠是鮮紅、鮮紅、鮮紅的！”

據史料記載，在被關押和審訊期間，史云峰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他一再被要求交待“目的”，但他卻直言不諱地說：“我有勇氣證實一些東西，客觀事物反映到我頭腦，我反映出來了。但這種思潮在社會上是很重很濃的。很多問題并不涉及到我的切身利益，我想應該堅持真理。”等等。

史云峰似乎在以這種大無畏的革命英雄氣概表明了自己的心愿。他說：“我決心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不能庸庸碌碌地度過一生。我想，我是第二代，重擔擔在我們的肩上，為共產主義雖死也樂。”

史云峰被秘密逮捕歸案后，吉林省內某些追隨“四人幫”的主要領導并不想就此結案，而是試圖繼續擴大戰果，以此向上級邀功請賞。據史料記載，史云峰一案還株連了一些其他人員，導致一大批無辜者遭到逮捕和關押。比如，吉林省二輕局供銷處副處長傅長春、長春市教育局組織科負責人賈文會，等等。直到“四人幫” 垮臺后，株連整人之風仍在繼續進行。

1976年12月1日，時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淮湘，主持召開專門研究史云峰問題的省委常委會議。當場有吉林省法院辦案人員匯報說，史云峰的案子是“四人幫”時期定的，現在“四人幫”倒臺了，是否可以再復議一下。王淮湘卻說，攻擊“四人幫”的東西可以拿掉，寫案情時要突出攻擊毛主席，突出為劉少奇翻案。就在那次省委常委會議上，王淮湘特別強調地提出，要緊密配合當前形勢，對史云峰案件要大張旗鼓地處理。

12月17日上午，長春市法院奉命派人到長春市公安局拘留所，向史云峰宣布判處死刑的決定，上訴期僅有兩天時間。當時，史云峰沒有在判決書上簽字，并且立即提出了上訴。長春市公安局經逐級請示，被告知上訴是可以的，但需要給史云峰加上了重拷和重鐐。據記載，此時的史云峰拖著沉重的鐐銬回到監房，已經不能寫字了，就求同監房的犯人為他代筆，由他口述了1000多字的上訴書。史云峰在上訴書中寫道，相信社會主義祖國四個現代化的日子就要來到了。還在上訴書的最后寫道，死后遺體交給吉林醫科大學作為科學研究之用。

公判大會召開前，史云峰喊冤，不服死刑判決。辦案人員立即找到長春市委主管領導，這位主管領導說，我堅持個人意見，不殺！并馬上給省委打電話，回話說不準史云峰申訴。并稱王淮湘的意見還是維持原判。

史云峰的母親賈秀云在聽到兒子被判處死刑的消息以后，當即向辦案人員提出了口頭申訴，并于次日趕赴省法院遞交了書面申訴材料。在兩天中，她為了拯救兒子的生命，跑遍了省市法院、省市公安局、省市委機關，她還攔了一位省委領導的汽車喊冤。然而，做為母親所做的一切都無濟于事。

1976年12月19日，敢于堅持真理，同“四人幫”斗爭的英雄史云峰慘遭殺害，年僅27歲。后來，人們才知道，在“四人幫”被粉碎后，王淮湘作為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仍極力阻礙揭批“四人幫”運動，并于1976年12月1日下令槍殺了長春第一光學儀器廠青年工人史云峰。

然而，短短三個月過后，1980年3月21日，中共吉林省委決定為史云峰案件徹底平反昭雪，追認他為中共黨員、革命烈士，并號召全省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廣大干部群眾向他學習。緊接著，在3月28日，吉林省和長春市在長春工人文化宮禮堂隆重舉行史云峰烈士追悼大會。

著名作家喬邁、顧笑言在長篇報告文學《一顆鮮紅的心──記為真理獻身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史云峰》中深情地寫道：“十月的春雷已經喚醒了祖國大地的千山萬水，香醇的美酒被人們搶購一空，然而最有權利暢飲美酒的史云峰卻飲彈身亡……”